从奠基到封顶，历时两年多时间，万达UPMC国际医院进入开业倒计时。

1月18日，UPMC对外宣布，将任命Randy Jernejcic博士为万达UPMC国际医院的首席执行官（CEO），全面负责UPMC首家中国医院的管理和运营工作。官方信息透露，Randy Jernejcic将于2022年2月1日正式上任，在医院开业之前，他将在匹兹堡接受为期半年时间的培训，之后前往成都。

Randy Jernejcic博士

资料显示，万达UPMC国际医院（以下简称“医院”）位于成都天府新区核心区域，由万达集团投资兴建，是天府新区政府大力支持的医疗项目。建成后，医院将成为国内首家由国际顶尖学术医学中心独立运营和管理的三级综合医院，为成都本地市民提供高品质、国际化标准的医疗服务。

医院计划设置500张床位，将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COE）专科化、一站式就诊模式，在肿瘤、骨科、运动医学、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心脏与血管疾病、眼科以及消化疾病等多领域开展治疗，将上述专科领域纳入UPMC全球医疗网络的一部分。

万达UPMC国际医院建设图

UPMC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附属的学术医学中心，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管理近50家大型医疗机构，业务覆盖美国、欧洲以及中国。UPMC与匹兹堡大学联系紧密，共同作为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领导者携手并进，并自1998年来一直位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金拨款前十。

2020年，匹兹堡大学外科学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列为全球第三，被称为“器官移植的摇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UPMC创新研发了许多技术，并为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培养了众多顶尖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

不仅如此，UPMC也是综合保险开发以及医院运营领域的先驱，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地区拥有当地最大的医疗保险市场份额。UPMC在全球拥有9.2万名员工，年收入近230亿美元。

健康界了解到，此次上任的UPMC中国医院“掌门人”Randy Jernejcic在中美医疗领域均有多年从业经验。他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医学管理硕士学位。

在加入UPMC之前，他在美国克利夫兰大学医院工作，担任流动诊疗质量和临床研究转化部门副总裁，全面领导和管理600个医生办公室和流动诊疗点相关工作，主要负责质量、安全与患者体验等重点领域，同时推动与各个机构的合作。他还是一家临床质量咨询公司的创始人，致力于帮助国际医疗组织提供更安全与高质的医疗服务，尤其为缺乏医疗条件的人群提供卓越的服务与价值。

2010年至2012年间，Randy Jernejcic曾在北京和睦家医院担任首席医疗官。和睦家医疗是中国境内综合性高端私立医疗机构之一，在国内六大城市均设有医院。Randy Jernejcic负责北京医院的质量、安全、风险管理、认证以及各类医务人员职能管理相关工作。

UPMC执行副总裁、UPMC国际总裁Chuck Bogosta表示：“Dr. Jernejcic在推动国内和国际高质量、高价值医疗发展方面拥有多年经验，是领导UPMC在中国建立开拓性医院的最佳人选。作为我们与万达集团未来合作开发医院的典范，该医院是我们将UPMC的卓越临床服务推广到中国的关键。而Dr. Jernejcic非常了解我们作为顶尖学术医学中心的使命，以及作为跨国医疗集团运营的复杂性，因此，他是确保我们在成都以及未来其他城市取得成功的最佳领导者。”

谈及新角色可能面临哪些挑战时，Randy Jernejcic表示，最大的挑战是设立一个愿景，然后实现这个愿景。

“很明显，中国的医疗体系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UPMC管理的中国医院的愿景是什么？既不能完全是美国医院，也不能完全是中国医院。”他希望的是，能够建立一个关于医学本身的共同愿景。

“在北京工作就职的第一天，我站在大约100名医护人员面前，大多数中国医生对我持怀疑态度。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美国医生，我为我所受的培训感到自豪，但我不会把他们培训成‘美国医生’，他们也都受过很好的培训。然而，我也不想变成一名‘中国医生’。相反，我鼓励团队和我一起工作，互相挑战，将两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医疗服务带给我们的患者。”回忆起刚开始在中国工作的经历，Randy Jernejcic不无感慨地说道。

从过往的行医经历中，Randy Jernejcic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他们希望医疗服务人员能够富有同情心、有能力并善于倾听，他们希望有人能帮助他们度过人生中这段可怕的时刻。无论是癌症诊断还是帮助他们生病的孩子，这一期盼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未来，如何为中国患者提供高质量、关怀备至的卓越医疗服务，Randy Jernejcic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在以下访谈内容中，他给出了详细的回答。

问：您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您与中国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从2009年到2012年担任北京和睦家医院的首席医疗官，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资医疗机构之一。那是一段有趣且令人兴奋的时光，我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生和其他医疗从业者一起工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病人服务。我还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担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专职医生。

1994年夏天，当时我还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学生，就曾到访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教学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学习，我和中国的缘分至此开始。

我的妻子是中国人，我们已经结婚25年了，我的女儿也是我们从中国的一家孤儿院收养的。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北京的一些孤儿院提供医疗服务，这是我人生中的热爱与追求，我希望回到中国以后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问：对您来说，出任中国首家由UPMC管理的机构CEO意味着什么？

UPMC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构，它非常注重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除了总部宾夕法尼亚州之外，UPMC还证明了其在世界各地都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UPMC的全球经验将对其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大多美国学术医疗机构专注于提供咨询服务，UPMC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在中国真正落地的学术医学中心。我们的团队拥有不同专业和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临床和行政管理等，这都为我们中国的业务提供了支持、合作与领导。

这一独特的情况意味着我作为首席执行官，会获得来自UPMC整个体系内的必要的支持，为这家全新的医院建立一支致力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团队，这也是我们成功的关键。这是一个中美医疗界合作的独特机会，双方愿意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建立一家容纳各自领域最优知识的机构，能在此时有机会参与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项目我感到非常幸运。

问：您认为建立新医院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设立一个愿景，然后实现这个愿景。很明显，中国的医疗体系和美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UPMC管理的中国医院的愿景是什么？既不能完全是美国医院，也不能完全是中国医院。如何才能创建一个关于医学本身的共同愿景，然后与相隔12小时的两个半球的合作伙伴一起执行，同时确保患者拥有安全、高质量和关怀备至的卓越医疗体验呢？

在北京工作就职的第一天，我站在大约100名医护人员面前，大多数中国医生对我持怀疑态度。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美国医生，我为我所受的培训感到自豪，但我不会把他们培训成“美国医生”。我告诉他们，他们也都受过很好的培训，然而，我也不想变成一名“中国医生”。相反，我鼓励团队和我一起工作，互相挑战，这样我们都可以成为最好的医生，以一种新的方式救治患者。我们挑战自己，将我们两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医疗服务带给我们的患者。

一旦我们对中美医学有了这样清晰的愿景，我们就需要把它传递给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但绝非不可克服。

问：您建立团队的过程中希望寻找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关注医疗领域的绝对卓越，我指的是在临床医疗方面的卓越，以及对病人的关怀护理。

另外，我也在寻找能在常规思维之外思考的人，这可能会带来一些差异，但如果我们能从卓越服务思维和富有同情心的关怀出发去努力，我们就能处理好这种差异。

第三，我在找能抓住机会进行合作的人。当你抓住机会时，不仅是你自己抓住了机会，你的合作伙伴也是如此。当我和一位中国医生坐在桌旁讨论时，他们对待临床问题的态度可能和我有点不同，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相学习。事实上，这些年来的合作促使我成为了一名更好的临床医生。我们需要对治疗病人的不同方法持开放态度的人。

目前，我们正在中国、美国与欧洲经验丰富的医生中寻找这类人才，未来与我们的中国同行并肩合作。

问：您计划什么时候搬到中国？您的家人对此感到兴奋吗？

首先，我将在匹兹堡进行六个月的培训，进一步深入了解UPMC，并熟悉支持我们中国项目的团队。具体时间可能会变化，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新冠疫情防控情况等。

我的家人对这一变动感到非常兴奋。我妻子的父母年纪大了，外出旅行不便，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可以和他们在中国多相处一段时间。我女儿对于能在大学期间去中国旅行非常兴奋，希望能够了解属于她自己的中国文化。

问：您在中国行医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

从我的经历中，我了解到世界各地的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他们希望医疗服务人员能够富有同情心、有能力并善于倾听，他们希望有人能帮助他们度过人生中这段可怕的时刻。无论是癌症诊断还是帮助他们生病的孩子，这一期盼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是非常惊人的，除了中医，中国在近代历史上也很快吸纳了西医，后来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为13亿中国人提供了医疗服务。作为一名美国医生，我不会假设美国人一定会做得更好。相反，需要分享我们在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并相互学习。

在中国行医的三年里，我与来自15个国家的医生一起工作，我了解到，只要我们对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抱有同样的热情，那么语言、文化和不同的学习方式就不再是障碍。我期待在成都也能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