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朋友送来一本闲书，是黄裳先生身后佚文和书信的合集，题作《榆下夕拾》（齐鲁书社，2010年6月出版）。昨天略一翻检，因为感兴趣的内容实在不多，不到二十分钟也就看完了。

《榆下夕拾》封面

值得一谈的话题，是下面这样几件闲事。

第一件，是光复后周作人因所谓“文化汉奸”罪受审的情况。当时，黄裳先生身为记者，给《文汇报》写稿子，报道这件事儿，新闻纸上的标题，是《三审周逆作人》。这跟他谈旧书，抒发闲情逸，性质不大一样，算是职务工作。不过看文字的笔调，对“周逆作人”这个“文化汉奸”，他显然是满怀愤慨的。只是法庭内外的情况，似乎令黄裳先生颇感意外，甚至还很有些失落。

首先是去旁听审判的人不像黄裳先生预想得那么多，显得“非常冷落而寂寞”。言外之意，好像是想说明，人们对这个“文化汉奸”并没有表现出来应有的民族大义，以致群情激愤地涌将上来，一看汉奸卖国贼的下场，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落寞情形。让黄裳先生更觉难堪的是，在这寥落的旁听者中，还有不少人，是前来瞻仰知堂老人风度的学生（以至到庭审结束，周作人先生下庭时，仍有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一大群仰慕者，竟然一直跟着他走），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很有一番追星的景象的。

不仅如此，上了法庭一看，让黄裳先生感到更为不可容忍、甚至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又接二连三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光复后的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先生、教育部长朱家骅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等一系列场面上的大人物，还或有意、或无意地提供了许多事证，足以证明周作人在敌伪时期保护北大校产和北平图书馆的书籍、未在北大校中搞“奴化”教育（当然是指“奴”之于“日”的教育，而不是指万恶的国民党政府不仅强制小民效忠其反动政府同时还要逼迫小民去爱强奸他们的官衙的那种“奴化”教育）以及帮助蒋中正的反动国民政府做事儿、掩护帮助反日人士，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同礼先生还以北平图书馆正式公函的形式明确证明：“周在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一年中，书籍完整无失。”胡适先生提供的证据还表明，“复员”后查点北京大学的校产，“非但没有损失，反而增加，并详列增加的产业”，计有：A.翠华街伪理学院校舍一。B.松公府伪文学院新楼一。C.海运仓伪农学院栈房二座。D.西什库医学院全部。这些动产、不动产的价值，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个小数，袁同礼和胡适举述的只是事实。

法庭就是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法官大人用的是江苏官话，周作人先生用的是浙江官话，一来一往，文明文雅，法官还对周家兄弟在写小说方面的闲情逸事，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听得黄裳先生煞是扫兴，不禁叹息道：“大家对文化汉奸的兴趣与常识不能相符。”所谓“常识”，无非是多数人的共识。这些法庭上的旁听者，多半都是在沦陷区里见识过“文化汉奸”的平民百姓，究竟是谁的兴趣与常识不符，看黄裳记述的情景，恐怕还真不大好说。不知后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反复不停地看过公审公判“反革命”分子大会的黄裳先生，面对那种“酣畅淋漓”的场面，再回想起当年写这篇报道时所见到的情形，心里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

这本闲书里让我感兴趣的第二件事，是黄裳先生写给李一虻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谈及对中华书局影印《古逸丛书三编》装帧形式的看法，其要点有三。

一是这套丛书的印本有锦函者，亦有蓝布函套者，黄裳先生以为后者“雅俊”，实“远胜锦函”，“因知古书固不以俗艳胜也”。

二是“全书皆能保持旧貌，不因稍有漫漶，动辄修版，为商务之不如，则超越《续古逸丛书》矣”。盖商务印书馆之《续古逸丛书》，凡遇漫漶不清之字，则径以墨笔描润修版。

今日吾辈评论此法得失，须知张元济先生当年主持其事，印行《续古逸丛书》等善本书籍，既非徒事玩赏，也不是仅供古籍研究专家用作校勘的材料，它是想把这些书用作普通念书人案头阅览的读本，而印本文字漫漶，“若不葺治，恐难卒读”（《张元济全集》第10卷《记影印描润始末》）。所以，为阅读计，便不得不对那些模糊不清的文字加以描润；可若是换一个角度，单纯以存真计，则诚属失宜。现在很多所谓“版本家”或是成长中的“版本”学人，往往在对张元济先生这一片苦心未能稍予理解的情况下，就对商务印书馆描润古书的做法大加贬斥，实在轻浮得很，也无聊得很。

三是《古逸丛书三编》签条、扉页的字号都过大（依我看，更显眼的，是与签条字号相应的签条的宽度实在是太过阔展了），所用仿宋字也不耐看；还有印书的牌记也是太大，堪称前所未有。

《古逸丛书三编》的锦函、书衣和牌记

上述第二点看法，其所论影印形式，是对这套丛书的赞美，实际无须做出什么改变。除此之外，其余两点意见都很中肯，是懂书爱书者讲的很在行的话。在这封信的末尾，附记有李一虻先生批转给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的指示，令其就上述意见中可以更动的地方斟酌做些改进——当时，李一虻先生应该是身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组长。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后来的印本并没有做出丝毫更改，如签条、扉页的字体和字号，如牌记的规格，都一如其故，甚至我后来买到的全套《古逸丛书三编》，更清一色地都是锦函装帧。看来李一虻先生这个小组长的官威实在有限，或者倒过来说是中华书局的派头实在是大，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再看看后来以国家的名义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同类毛病，愈加令人无语。读书人想要什么样的书，主持印书的官人，是根本不予理会的。

这本闲书里最好玩儿的，是在写给齐鲁书社编辑周晶先生信里谈到的这件事儿：

手示奉悉。承见告又有两种清代版刻图录即将问世，谢谢。不想此寂寞生活又有继起者也。黄永年序处处以顾廷龙、潘景郑之《明本图录》为例，而绝口不谈《一隅》，事甚可笑。读其序，知此书编例，意在求备，而不弃通常书本，我的《一隅》，则反是，所求几近（尽？）是不常见者。黄君对“珍本秘籍”颇有微词，而斤斤于“代表性”者，此即与我著书用意最大区别所在，亦不可以代替《一隅》之要点也（德勇案：这段文字的标点，我重新做过，与《榆下夕拾》不尽相同）。

不喜欢古刻旧本的人，对这段文字讲的是什么，也许会一头雾水，所以这里先交待一下相关的背景：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版刻图录”，是指他与贾二强学长合著的《清代版本图录》；黄裳先生的《一隅》，是指他出版的《清代版刻一隅》；顾廷龙、潘景郑两位先生的《明本图录》，是指他们两人合著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

让我觉得好玩儿的是，黄裳先生在明明知道黄永年先生编著《清代版本图录》的宗旨同他的《清代版刻一隅》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对业师在《清代版本图录》中“绝口不谈”其书感到“甚可笑”？这笑的是什么呢？他是关公，你是秦琼，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谈你的书干什么？

或许是黄裳先生太看重自己的那本小书了，觉得不管是什么人写什么样的著述，只要提到清代的版本，就都应该像现在我的国那些所谓博士论文那样，一开篇就拉一长串儿书单，写明阿猫阿狗都写过哪些跟这个主题擦点儿边儿的事儿？这未免太自作多情了。

业师黄永年先生和贾二强学长编著这部《清代版本图录》，并不是给玩儿书的闲人翻着看的，更没有黄裳先生念兹在兹的“代替”其《清代版刻一隅》的意图，而是为系统认识古籍版本提供依据。

在这方面，最有学术份量的著述，先有赵万里先生的《中国版刻图录》，而其明清部分存在明显不足。为此，顾廷龙、潘景郑两位先生才合著《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永年师和二强学长编著这部《清代版本图录》，正是承继于顾、潘之后再来更加清晰地显现清代版刻的整体发展历程。所以，永年师在序言中讲道：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和一般单注目于善本、孤本的书影、图录不同，它力求全面。我们这部《清代版本图录》继承了这个合理的做法，编录了不少珍本、秘籍，但更多的是常见的有代表性的版本。

平平正正，不倾不欹，学问，就这么个做法，可写新闻纸出身的黄裳先生却看得很不顺眼，竟然觉得《清代版本图录》“处处以顾廷龙、潘景郑之《明本图录》为例”的编著原则“事甚可笑”。究竟是谁可笑呢？俗语云，道不同则不相为谋，道不同也无法讨论问题。学者和文人，本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人物。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从他信中“不想此寂寞生活又有继起者也”这句话可以看出，黄裳先生玩儿书玩儿得竟大有一番以清代版刻研究开山鼻祖自居的架势，所以他才会觉得黄永年先生对他不理不睬“事甚可笑”。可惜玩家即使玩儿的高明，终究也还只是个玩主，和学问是攀比不上的。

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发展的历史，我曾经谈过，它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代表性学者是王国维先生，第二阶段的代表性学者是赵万里先生，第三阶段的代表性学者便是业师黄永年先生。黄永年先生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填补赵万里先生未曾致力的明清刻本体系，在清代版刻方面，综合考虑各项复杂的因素，将其划分为前期（顺治至雍正）、中期（乾隆至咸丰）、后期（同治至宣统）这三大阶段，同时归纳出各个阶段的主要版刻特征（别详拙稿《黄永年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收入拙著《翻书说故事》），把《清代版本图录》和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对着看，就能更容易理解这部图录的旨趣，就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部著述的学术贡献绝非那些古董家路数的图录所能并比。

在《榆下夕拾》这本闲书里，还收有一篇名曰《题<敬孚类稿>》的古籍跋文，做学问的人瞟一眼，就能够很具体地看出学者与文人的差别。《敬孚类稿》作者萧穆，是清代后期一位著名的学者，对古籍版本目录之学，造诣尤深，《敬孚类稿》中即收录有很多考辨古刻旧椠的佳篇，然而一味赏玩版刻的黄裳先生，却完全无意于此，也浑然领略不到治学的乐趣，所以他才会说萧穆“文气卑□，所见亦未广，不足重也”。

萧穆手迹（据黄山书社版《敬孚类稿》）

其实仅仅就文章的写法而言，黄裳先生的文章固然写得很好，可天下文章并不止他这一种写法。学人萧穆，对文笔也自有追求，这就是他在《徐骑省集校本后序》（见《敬孚类稿》卷二）一文中所讲的，好文章“譬如绝代佳人，天生丽质，不假艳妆，玉颜独立，自足辟易群美”。两相并比，我还是更喜欢萧穆讲的这种文章，而黄裳先生的文章，好是好，但由于缺乏深刻的内涵，读多了，就像他在《清代版刻一隅》的代跋《清刻之美》一文里针对清代软体写刻本讲的那句话：“正像吃多了奶油食品，是会使人发腻的。”

2019年12月30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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