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年初，人们总是习惯于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而2020年的到来，既是新的一年，又是新的十年的开始。下文也会在这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从2019年看2020年，然后是从2010年代看2020年代。

从2019年看2020年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2019年其实是相对平静的一年。笔者在过去两个月去了很多地方见投资者，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市场很平静，买什么都涨，可担心的事情不是太多。但以笔者的经验，波动率就像弹簧，被压到很低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剧烈的反弹。

究其原因，在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导致金融市场彻底变成了政策市。各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对于本国宏观政策进行调整。回到2018年底，当时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雾，油价从85美元跌到50美元，美股在12月一个月里面就跌9%。但从2019年开始，中美的政策迅速转向。

2018年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在说，缩表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auto pilot）。到了2019年1月4日，鲍威尔就表示美联储对于任何工具，包括缩表，都保持灵活性，股市应声大涨。就在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也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2018年底开始，中国的企业也发现，获得信贷的难度开始明显下降。中美的政策显著变化，使得全球市场开始触底回升。

这种政策的突然逆转，在后危机时代早已司空见惯。人们总有种错觉，觉得市场不错是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比如2017年市场好的时候，就很流行“新周期”的说法。事实上，政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基本面。过去几年笔者为FT中文网写年度展望，每一次必用的一句话就是“反者道之动”。在2017年底，大家都很乐观的时候，就要看得悲观一点。因为当市场和经济不错的时候，政策就会收紧，市场和经济很快就会转向。而到2018年底，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就要看得乐观一点，因为这时候政策很可能就会开始放松。

2019年美国市场出现股债双牛，显然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基本面的原因，否则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不可能同时上涨。背后的真正驱动力，还是在于美联储的由鹰转鸽。而中国经济在2019年的表现，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年初信贷的放松，导致资金流入地产。房地产在2019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小阳春”，从而稳住了这个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美国经济和市场目前一片火热，美联储不可能进一步放松。而在目前经济有所企稳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不会放弃“房住不炒”的原则。目前，全球的股票投资者都不太看宏观，反而是宏观风险趋于上升的时候。就像2018年底大家都在担心宏观风险，反而是宏观风险趋于下降的时候。用一个历史上时期来类比，笔者认为现在有些类似于2014年的下半年，但2015年就是非常动荡的一年。

从10年代看20年代

上面的讨论，如果放大一个长期的背景下，更能凸显其意义。虽然金融危机爆发于2008年，但整个10年代，全球经济都没有走出那次危机。美联储当然知道，为应对危机而做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把资产泡沫越吹越大，一方面加大了社会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一方面也会提高未来的金融风险。但一旦要退出这些政策，市场又会受不了，而这时美联储通常会选择屈服于市场的压力。从3次QE到2019年的再度扩表，这样的政策变化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在这个意义上，2019年12月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的去世，仿佛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作为“通胀斗士”，沃尔克拥有强烈的理念，不轻易向市场和政治低头，与其前任伯恩斯产生鲜明对比。在沃尔克的领导下，美联储终于驯服了通胀这条恶龙。而金融危机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又放出了资产泡沫这条新的猛兽。和通胀一样，资产泡沫同样会摧毁普通人的储蓄，对中产阶级打击最大。放眼望去，世间已无沃尔克。但在新的十年，新一代的沃尔克也许会横空出世。

10年代，全球的金融环境受美联储影响最大，而经济增长则受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GDP增速在2010年是10.6%，到了2019年仍然保持在6%左右。201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大概是美国经济的40%左右，目前已经接近70%。最近坊间在热议是否应该“保6”，但在笔者看来，政策很可能将会延续过去十年的做法，并不会执着于具体数字的弃保，而会致力保证下滑的速度相对平稳。

10年代这十年，既是全球经济试图走出危机阴影，屡败屡战的十年，也是经济同政治相互影响，越陷越深的十年。可以说，金融危机开启了一个新的政经大时代。

这个大时代，既体现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失利，也体现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工党的惨败。2016年，美国中西部传统的工业区，也就是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纷纷抛弃民主党，将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2019年，英格兰北部的老工业区，作为现代工厂制度的发源地，曾因为是工党的票仓而被称为“红墙”（Red Wall），却在12月的大选中纷纷转投保守党。“红墙”的倒塌，导致了工党出现了1935年以来最大的惨败。

从阶级利益出发，劳工阶层应当支持左翼政党。劳工阶层在大选中的右转，说明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已经超过了阶级利益。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普通人和有产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消灭了大量制造业工作，导致了劳工阶层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这时，人们就会把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和旧体制下的精英，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此得势，呼唤政府干预和去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高。

当然，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爆发。以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经济学正式诞生。其历史使命就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服务，同传统的乡绅和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企业做斗争，推动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在其推动下，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而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及之后的复苏乏力，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产生巨大挑战，凯恩斯革命于上世纪30年代爆发。二战后的主流经济学说，将微观和宏观分开。微观留给传统经济学，而宏观交给凯恩斯主义。

到了1970年代，政府管理经济的弊端丛生，钟摆又开始摆向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一端。凯恩斯主义由于无法解释滞胀等一系列现象而被边缘化，宏观经济学爆发新的革命，主张政府减少干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化和全球化再度加速。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之后十年的复苏乏力，导致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急剧下降。像现代货币理论（MMT）这种主张政府干预的“异端“，影响力则越来越大。未来十年，笔者怀疑钟摆的方向会朝去市场化和去全球化的方向继续摆动，而经济学将会爆发新的革命。

2019年笔者读过的书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Adam Tooze所著的“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这本书的主题是2008-2018年的经济史，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经济史，因为在后危机时代，政治和经济已经密不可分。巨变之下，虽然经济学家的思想通常受限于其教育背景，而聪明的政治家却早已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展望20年代，10年代开启的政经大时代仍将延续，而经济学也会越来越接近它在18世纪诞生时的名称：政治经济学。

（胡伟俊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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