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科场舞弊向来是大案，统治者往往对科场舞弊零容忍，处罚大多极为严厉。科举关系到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稳定，严厉打击科场舞弊也很正常。可是，发生在明朝的一场舞弊案，却离奇至极。

这场科场舞弊案被称为“南北榜案”，它发生于明初洪武年间，是中国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事件。在这场案件当中，主考官刘三吾等人先是被定徇私舞弊罪，后又与谋反案牵连到一起，受到此案牵连者不计其数。

可是，这起案件最离奇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三吾、白信蹈等主考官和被录取的士子们涉嫌徇私舞弊，朱元璋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偏偏还是掀起大案，将刘三吾、白信蹈和许多录取的士子定罪，并处以残酷处罚。

很显然，这是一起冤案，一起针对刘三吾等人和南方士子的冤案。那么，朱元璋为何要缔造这桩冤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南北榜案发生时的背景里寻找。南北榜案发生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丁丑科殿试，当时主持殿试的，是以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王府纪善白信蹈。这两位主考官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其中刘三吾更是一手制订了科举规章制度。

朱元璋任命刘三吾和白信蹈主持这次殿试，可见他的重视。可是，殿试的结果却令朱元璋和所有人大跌眼镜。发榜以后，被录取的五十一人全部都是南方人，北方人一人未取。榜单一出，北方士子哗然，他们纷纷指责刘三吾等人是南方人，偏倚南方士子，南方考生涉嫌徇私舞弊。朝中的北方籍官员也上书朱元璋，要求他彻查。

其实，连朱元璋本人看到结果也很惊讶，毕竟北方士子一人未录，这在整个科举考试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看到北方士子联名上书，北方籍官员群情激奋，朱元璋深知，自己的处理结果关系到明朝政治的稳定。朱元璋立刻下令彻查，并以质疑刘三吾等人的侍读张信为首，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对落第试卷进行审阅，增录北方人入仕。

可是，调查和补录的结果却再次令人震惊。经过调查小组数日的复核，优中选优呈上来的试卷，竟然依旧文笔不佳，有的甚至还犯禁忌之语；反观之前录取的五十一位南方士子的试卷，皆是凭才学录取，没有任何问题。这意味着刘三吾等人的选拔没有偏倚南方士子的情况，北方士子无一人录取，真的只是因为他们成绩太差。

然而对于这个结果，北方士子却不接受，毕竟这相当于否定了他们全部人。一时间，北方文林群情激奋，对刘三吾、张信等人口诛笔伐，有的北方籍官员甚至放言要辞官归家，不再入仕。南北文林对立对于朱元璋来说无伤大雅，但是北方士子对朝廷不满，却是朱元璋无法接受的。要知道洪武年间北元依旧存在，元朝统治的影响还存在，明朝建立初期，许多文人都拒绝出入仕。

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元末时期，中原饱受战争摧残，以致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河北诸处，兵后田荒，居民鲜少。”（《明史》）连年的战争导致北方经济文化大倒退，到洪武年间，北方的元气依旧没有恢复过来。所以，明朝初年的科举考试竞争中，往往都是南方士子获胜，而“往年北士无入格者”，又导致北方士子们“怠惰成风”。

在北元时，北方汉人们入仕的机会反而还大一些。这种情况导致北方士子们“多有不欲仕者” “以不忘故国也”（《廿二史记》）

于明洪武三十年的丁丑科殿试尽取南方士子，确实只是一次偶然。对于这一点，朱元璋其实心知肚明，毕竟刘三吾的品德是有目共睹的。主持这次殿试时，刘三吾已经是 85 岁高龄，他“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奇”。而且，刘三吾还是一位“直肠子”，史学家谈迁就评价他“论者又谓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浑厚过之，先见不如刘基，而质直过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过之……信哉。”（《国榷》）

这样一位性格刚直的老人，应当是不会徇私舞弊的，而张信等人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刘三吾如果真的世故圆滑，他大可不必非要按照才学录取，随便录取几位北方士子，就可相安无事了。可刘三吾偏偏不是这样的人，在这位坦坦翁看来，科举就得凭试卷说话。

可是对于朱元璋来说，还有比原则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政局的稳定。南北榜案爆发以后，北方士人们“口语籍籍”，“咸蜚语噪之”，放出谣言“三吾南人，私其乡，”“或言信等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

朱元璋对此忧心忡忡，“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凤洲杂编》）

所以，事发以后，朱元璋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为“蓝玉余党”，将他们下狱，以平息北方士人们的怒火。随后，朱元璋亲自策问，录取六十一人，而他们全部都是北方人。

至于刘三吾等人最终的下场，可谓十分凄惨。主考官刘三吾等人被发配到西北，张信被凌迟处死，只有复核试卷时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的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至此，这起案件才终于落幕。不过，南北榜案的影响远没有结束，此案以后，明代开始分地取士，创设了南北卷，它对于中国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资料：

《明史》

《廿二史记》

《国榷》

《凤洲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