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军队，就必定会有体制，自古以来便是如此。现代军队的军官体制通常分为三层，将官、校官和尉官，二战时期的日军特殊一些，将校官改为了佐官，并把上将、上校、上尉改成了大将、大佐和大尉。

在二战日军的军官体制里，排名最前面的三个分别是大元帅、元帅和大将，其中大元帅和元帅负责制定总体策略，而具体的作战指挥、部署则由大将来完成。换句话说，抛开坐在日本本土“指点江山”的元帅们，真正掌握日军实权的是大将。

不过，并不是所有大将都能享受最高实权的，大将与大将之间也有权力差距。

冈村宁次，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很熟悉。1941年，冈村宁次晋升大将，当时他是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可调动24.5万日军。1944年，冈村宁次被日本天皇任命为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可指挥人数攀升到了102万。

日本有六大总军，日本本土的第一总军、第二宗君，中国战场的关东军、日军中国派遣军，东南亚战场的南方军，以及航空军（当时日本还没有空军，航空队隶属于陆军）。日军中国派遣军又细分为华北、华东多个地区，冈村宁次从一个地区长官晋升为战区司令。

相比于冈村宁次，多田骏这位同为大将的任务就悲剧得多了。1939年，多田骏被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当时他的军衔还是中将。1941年，多田骏晋升大将，但同时也被调回参谋本部当军事参议官。两个月后，多田骏又被编入预备役。

预备役听上去很好，远离前线这个是非地，不用为战事操心，但换一种说法，预备役就是冷板凳，一般用来收容那些在前线作战不利，但又没严重到要上军事法庭的军官，或即将退休的军官。

多田骏属于后者，1941年那会儿他已经59岁了，加之在华北的表现并不怎么好，所以被参谋本部丢进了预备役养老，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置则藤给了冈村宁次。虽然多田骏和冈村宁次一样也是大将，但日军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很激烈的，后方基本上无兵可调，权力更无法与前线的大将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