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血病复发仍然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靶向分子药物和免疫治疗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实践上的差异，中国对移植后复发的监测、预防和治疗可能并不完全遵循西方国家目前的建议。例如，欧洲血液与骨髓移植学会(EBMT)和美国血液与骨髓移植学会(ASBMT)倡导当代靶向治疗(包括细胞疗法、新药和免疫治疗策略)，但由中国学者首创的改良的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系统仍是中国HSCT后复发管理的支柱。此外，考虑到单倍体相合供者(HID)潜在的强效移植物抗白血病(GVL)效应，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供者人群方面的差异可能包含对复发高风险患者的供者选择。在中国，HID一直是allo-HSCT供者的最大来源，自2019年以来已增加到60%以上；而根据国际血液与骨髓移植登记中心(CIBMTR)的2023年数据，HID仅占供者总数的21%，次于相合非亲缘供者(URD)。此外，可测量残留病(MRD)监测的进展重点也有所不同，包括采用的监测方法及其与风险分层指导的（risk-adapted）复发管理的整合。

2018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CSH)就监测、治疗和预防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白血病复发达成共识，促进了中国临床实践的标准化，并逐步与世界融合。自初版共识建立以来，相关领域出现了很多新进展：(1)改良的DLI和干扰素-α (IFN-α)的风险适应性策略的细化；建立“整体治疗”，包括allo-HSCT、MRD检测和风险分层DLI（联合或不联合IFN-α）；(2)对于高危人群，特别是HSCT前MRD阳性患者，单倍体HSCT优于全相合HSCT的新增证据；(3) MRD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如基于二代测序(NGS)和基于白血病干细胞(LSC)的MRD检测；(4)越来越多的研究阐明了新型靶向治疗方案在移植场景中的作用，包括非免疫疗法，如去甲基化药物(HMA)、维奈克拉、FLT3抑制剂，以及免疫干预，如CAR-T细胞、贝林妥欧单抗和奥加伊妥珠单抗(INO)。

因此，来自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CSH)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CPAM)的22位专家小组更新了自2018年以来的最新进展，于近日在Cancer Letters预发表《异基因移植后监测、治疗和预防白血病复发的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更新》。第一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昱教授，通讯作者为黄晓军院士。

白血病复发监测

白血病复发的定义和分类

由于MRD的识别手段越来越灵敏，复发的定义也在不断发展(见下节)，根据肿瘤负荷可分为形态学复发或MRD复发；形态学复发也可分为髓内复发、髓外复发或两者兼有。

    a.形态复发定义为HSCT获得完全缓解(CR)、CR伴部分血液学恢复(CRh)或CR伴不完全血液学恢复(CRi)后，在间隔至少一周的至少2次骨髓原始细胞≥5%，外周血样本中原始细胞再次出现，或出现髓外病变。

    b. MRD复发定义为从MRD阴性转为MRD阳性，以cut-off值或基线水平的对数减少来表示(参见下面的MRD阳性标准)。

目前最常用的两种评估方法为基于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的MRD (MFC-MRD)和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评估的分子学MRD (Mol-MRD)。新兴的探索性技术包括二代测序(NGS)和数字PCR (dPCR)。

MRD监测技术

综合形态学、免疫学和分子学技术已用于监测白血病复发(表1)。本文重点关注MFC、qPCR和NGS，这些方法近年来在中国迅速发展，而光谱细胞术、质谱流式细胞技术、dPCR和单细胞RNA测序仍在探索，在中国尚未常规应用于临床。中华医学会曾总结HSCT后的MRD监测，并推荐了针对特定疾病（急性髓系白血病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指南。

MFC

传统的MFC-MRD检测是基于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LAIP)和与differences from normal (DfN)的差异。虽然尚无标准化的指南，但欧洲白血病网MRD工作组建议分别使用10-3和10-4的cut-off值来区分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MRD阳性和阴性患者。急性白血病(AL)患者的MRD检测假阳性和假阴性的发生率均很高，其原因已有阐述。最近的研究表明，与传统的MFC方法相比，基于CD34+CD38-cocktail+ LSC的MRD检测具有无明显抗原移位、灵敏度更高、从MRD阳性到血液学复发的时间更长等优势，可用于AML患者的预后预测。因此，尽管该方法尚未被欧洲推荐采用，但仍提倡用于残留病变的检测。

qPCR

PCR检测MRD是基于对免疫球蛋白或T细胞受体基因的克隆重排以及特异性融合基因和突变或过表达基因的监测。许多研究已经确定WT1过表达（一种泛白血病分子靶点）可作为额外的MRD工具。WT1阳性的临界值和监测时间点取决于不同的人群和疾病状况。

NGS

NGS已用于临床试验，但在中国并未常规用于MRD检测。对B-ALL患者的研究表明，基于NGS的靶向免疫球蛋白基因的MRD检测比MFC-MRD方法更能预测复发。与NGS用于ALL MRD评估有所不同，用于AML MRD检测的NGS靶基因的最佳组合尚未明确。

以上提到的每种MRD监测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表1)。因此，至少使用两种方法监测MRD是有必要的，以告知适当的干预措施、降低移植相关死亡率过高的风险。此外，dPCR、质谱流式细胞技术和新型微流控装置也在探索中。

建议：白血病复发监测

定期使用至少两种方法监测MRD至关重要。

1 MRD阳性标准(表2)

A.无特异性融合基因标志的白血病：

LAIP和DfN表达（MFC）和/或WT1过表达（qPCR）常用作MRD监测的生物标志物。采用以下标准，在HSCT后2个月至1年内至少满足以下标准之一：

    a. 间隔10~14d的连续两次WT1阳性；cut-off值定义为成人0.6%，儿童0.8%。

    b. 间隔10~14d的连续两次MFC检测MRD呈阳性。

    c.同一样品同时呈WT1和MFC阳性。

B.具有特定融合基因的白血病

    a.费城染色体阳性ALL：BCR::ABL1转录物在HSCT后未转阴(低于10-5)或从阴性转为阳性(高于10-5)。

    b. CBF-白血病：RUNX1-RUNX1T1转录物比基线减少<3-log和/或减少≥3-log；CBFβ::MYH11/ABL1基因水平高于10-3(与基线相比降低-log)。

    c. KMT2A (MLL)重排：KMT2A融合基因/ABL1大于10-5。

  d.其他相对罕见的融合基因：TLS::ERG、E2A::PBX1、SIL::TAL1、ETV6::RUNX1、SET::NUP214、NUP98和ZNF384重排频率大于0.0%的基因定义为MRD阳性。

2 监测频率和样本来源

A. 频率

    a.应在移植后+1、+2、+3、+6、+9、+12、+18、+24、+36、+48和+60个月定期检测骨髓形态、MRD和嵌合状态。各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自身频率，可根据HSCT前的风险评估增加监测频率、根据既往检查调整间隔，并在怀疑进展时进行调整。

    b. MRD阳性患者建议在2~4周内复查。

B. 样本来源

    a.一旦复发，应适时检测骨髓形态学、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分子标记(MICM)、嵌合状态和HLA缺失。提倡进行HLA缺失检测（至少在单倍体HSCT的情况下）。

    b. 嵌合检测可以使用骨髓(BM)和/或外周血(PB)样本进行(条件允许从PB中分选CD34+细胞)，部分研究显示骨髓检测更敏感。

    c.其他MRD检测首选骨髓样本。虽然在西方世界的部分研究中也使用PB检测MRD，但目前中国很少有比较BM和PB样本用于MRD检测的数据。

白血病复发的治疗和预防

allo-HSCT后复发管理的风险适应性策略包括形态学复发的治疗、移植后MRD阳性的抢先干预及进展期白血病患者的预防。改良的DLI方案是由黄晓军院士等于二十年前首创，包括输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动员的PB干细胞，并给予短程免疫抑制剂(STI)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与EBMT DLI系统有差异。风险指导的改良DLI和IFN-α仍是新型靶向药物时代复发管理的支柱，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上市药物的稀缺和经济负担。因此建立了整体治疗策略（Total therapy），包括allo-HSCT、MRD监测和风险指导DLI（联合或不联合IFN-α）。此外，免疫抑制(IS)减停和二次HSCT仍是经典方案，但由于观念、文化和负担能力，二次HSCT的数量相对较少。最后，HSCT后复发的管理可能需要多模式策略。

形态学复发的治疗

供者细胞治疗仍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白血病患者诱导缓解的基础。此外，新型药物和细胞疗法也成功地用于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

改良的DLI用于治疗HSCT后复发

改良的DLI是黄晓军院士等首创的一种新型移植技术系统，其显著拓宽了DLI在单倍体HSCT中的适用性。自首次使用以来，改良的DLI已成为中国HSCT后过继性免疫策略的治疗标准。改良的DLI系统的细节已细化，简而言之，每次输注单个核细胞(MNC)的中位剂量为1.0×108/kg，CD3+细胞中位数为3.0×107/kg。根据每次输注后的MRD和GVHD状态，患者可每1-3个月重复接受一次DLI(最多四个疗程的改良DLI，直到CR后1年)。接受HID DLI的患者在每次输注后连续6周接受CSA以预防GVHD。从相合同胞供者(MSD)接受DLI的患者在每次输注后接受CSA或甲氨蝶呤(MTX) 4周以预防GVHD。

已探索改善DLI的辅助方法，包括DLI前化疗、新型靶向药物联合DLI及增强T细胞功能或特异性的新方法。遗传特征可预测维奈克拉联合HMA的反应。研究还表明，对于allo-HSCT后复发的FLT3-ITD患者，含索拉非尼化疗序贯DLI的生存率最高。

新型细胞疗法

CAR-T细胞疗法已成为一种有前途的过继性T细胞免疫疗法，可用于特定血液恶性肿瘤。中国注册的CAR-T细胞试验数量是全球最多的(表3)。

北京大学学者报道，HSCT后复发的B-ALL患者在CAR-T治疗后85.7%可达到MRD阴性CR，CR患者18个月OS率为30.0%。中国最近的临床试验也报道，对于allo-HSCT后复发的B-ALL患者，供者来源的CD19 CAR-T细胞治疗是安全的，并且可能比化疗序贯DLI更有效。此外，AML HSCT后复发的CAR-T研究也取得进展。总之，充分利用HSCT和CAR-T细胞治疗HSCT后复发是可能的。

新型药物疗法

挽救性维奈克拉联合HMA治疗allo-HSCT后复发患者的CR/CRi率为34.1%。此外，维奈克拉、阿扎胞苷和高三尖杉酯碱(VAH)也是治疗R/R AML(包括HSCT  后复发)有希望且耐受性良好的方案，索拉非尼联合VAH治疗FLT3-ITD R/R AML耐受性良好且高效。在免疫药物方面，对于单倍体HSCT后HLA缺失的复发性ALL，贝林妥欧单抗是一种潜在的根除淋巴母细胞的策略。国外研究已证明贝林妥欧单抗或INO联合DLI治疗HSCT后ALL复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次allo-HSCT

根据EBMT研究，二次移植的结局与DLI相似。此外，对于DLI或CAR-T治疗后复发的患者，二次HSCT可作为挽救或巩固的选择。二次HSCT使用与第一次HSCT不同的供者并无生存获益（仅HLA缺失的患者有获益）。而第一次HSCT后的CR持续时间、疾病状态、HLA缺失、身体状况和供者意向有助于选择供者和预处理方案。中国报告的二次HSCT结局与近年来的EBMT数据相似或稍差，可能是由于二次HSCT时CR比例较低及复发到二次HSCT的间隔时间较长。

建议：形态学复发的治疗

对于allo-HSCT后复发的白血病患者，建议联合使用现有治疗手段（图1）

A. Ph阳性白血病患者

    a. TKI±多药化疗或TKI±皮质类固醇。BCR::ABL1对TKI的反应和ABL激酶突变可影响TKI和化疗的选择。在没有GVHD的情况下，在达到CR后应提倡后续给予DLI。TKI治疗的持续时间尚不清楚。如果BCR::ABL1在治疗期间持续阴性，TKI应至少使用1年；如果BCR::ABL1在治疗期间持续呈阳性或由阴性转为阳性，则应检测ABL激酶突变，以确定是否改变TKI、进行DLI或使用新型药物。

    b.对于Ph阳性ALL患者，根据经济负担和医生决定，可考虑贝林妥欧单抗±TKI或INO±TKI。

    c.建议对Ph阳性ALL患者采用CAR-T细胞治疗。

B. AML、Ph阴性ALL或MDS患者

    a.在开始治疗前，应检测MICM、嵌合和HLA缺失。

    b.对于无HLA缺失的患者，首选化疗序贯DLI。对于FLT3阳性白血病患者，建议在化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靶向药物。其他新型药物或方案的使用取决于分子标志物的使用、经济负担和医生决策。DLI输注细胞剂量应考虑供者类型、DLI输注时间和频率以及既往GVHD史。对于改良的DLI，CD3+细胞剂量约为3×107/kg。在每次输注后，对于来自HID或MSD的DLI，分别给予6周或4周的GVHD预防。MRD和GVHD指导的多次改良的DLI可进一步改善预后：在MRD阴性且无GVHD的情况下，可在首次输注后3、6和9个月给予巩固性DLI；而对于MRD阴性但患有GVHD的患者，在GVHD消退后4~6个月给予巩固性DLI。患者可在首次输注后1年内接受最多4个疗程的DLI治疗。

    c.建议对Ph阴性ALL进行CAR-T细胞治疗。可参加CAR-T细胞治疗AML的临床试验。

C. 二次移植

如果患者的健康状况足以进行二次移植，则可以选择二次移植。对于HLA缺失复发的患者，推荐使用不同于第一次HSCT的供者。

D. 髓外复发(EMR)的治疗

根据髓外病变的范围、部位、发生时间以及是否存在孤立性EMR，除局部治疗和鞘内化疗外，大多数患者推荐系统化疗和/或放疗加DLI。

E. 临床试验

推荐临床试验（包括CAR-T细胞等新型细胞疗法和新型靶向药物）作为allo-HSCT后复发的第一治疗选择。

抢先治疗或干预

抢先治疗或干预由检测到MRD阳性所触发。在MRD阳性的情况下，改良的抢先DLI和IFN-α的应用大大扩展了MRD指导治疗的精细化。CAR-T细胞和其他新型靶向药物的使用是MRD指导抢先治疗的新进展。

抢先给予改良的DLI

基于MRD或嵌合监测的DLI抢先治疗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以增强allo-HSCT后移植物抗白血病(GVL)的效果(表4)。基于HSCT后RUNX1-RUNX1T1转录物检测，早期干预DLI在预防形态学复发方面的获益最近在高危t(8;21)患者中得到证实。改良的抢先DLI的细胞剂量和GVHD预防与治疗性DLI几乎相同。根据每次输注后的MRD和GVHD状态，患者可每3~6个月接受一次重复DLI：MRD持续阳性且无GVHD的患者在在首次输注后3个月接受重复DLI，而MRD阴性患者的重复DLI需延迟至6个月。根据混合嵌合状态给予DLI可降低复发率，并对患者预后产生良好影响。

新型治疗

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对于allo-HSCT后的MRD阳性B-ALL患者，供者来源的CD19 CAR-T细胞治疗可能比化疗序贯DLI更安全、有效(表3)。过继性NK细胞输注是髓系恶性肿瘤一种很有前景的免疫疗法。

对于Ph阳性ALL，可基于BCR::ABL1分子学监测抢先启动TKI，并基于ABL激酶突变情况选择TKI。最近的研究结果强调了与预防性使用相比，抢先使用TKI的重要性。贝林妥欧单抗或INO联合DLI治疗HSCT后MRD阳性ALL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已得到证实。HMA单药或联合维奈克拉或IFN-α治疗allo-HSCT后MRD阳性患者也进行了评估。值得关注的是，avapritinib治疗HSCT后对免疫治疗无效的t(8;21)和KIT突变AML患者的MRD有效。

干扰素-α

IFN-α在治疗AML、MDS和ALL患者HSCT后MRD方面安全有效，且长期生存有所提高。在t(8;21)亚组中，低水平和中等水平RUNX1-RUNX1T1的AML患者从抢先IFN-α治疗中获益比从DLI更多，而在高水平RUNX1-RUNX1T1患者中，抢先IFN-α治疗和DLI的结局相似。抢先低剂量白细胞介素(IL)-2可能是allo-HSCT后晚发MRD的替代方法，特别是对于无法接受抢先DLI的患者。

MRD指导的干预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监测方法的特异性和灵敏度不足，导致MRD结果可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影响复发预测。其次，MRD阳性的最佳cut-off值和最佳干预时间仍然存在争议。第三，MRD指导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尚未在随机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因此可能存在偏倚。设计良好的前瞻性临床试验可证实目前MRD指导干预措施的结果。

建议：抢先治疗(图1)

对于移植后出现分子学复发的患者

    a.干预时机或合适人群：参见MRD阳性的标准。

    b. Ph阴性白血病患者推荐化疗联合DLI。DLI也可以在没有化疗的情况下进行，但不推荐用于活动性GVHD患者。改良的抢先DLI的剂量与治疗性DLI几乎相同。MRD和GVHD指导的重复DLI可在首次输注后3~6个月进行。

    c. IFN-α是复发干预的替代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低水平MRD患者。

    d.靶向药物，如TKI治疗Ph阳性白血病和FLT3-ITD AML；其他新型药物，如维奈克拉、HMA联合化疗治疗AML/MDS；以及抗体治疗B-ALL。

    e.建议HSCT后MRD阳性的B-ALL患者参加临床试验，以探索新的细胞疗法，如CAR-T细胞。

对于抢先性干预失败而复发的患者，参阅HSCT后形态学复发的治疗建议。

高危进展期白血病的预防

晚期白血病HSCT后预防复发有多重策略可以考虑，包括选择理想供者以发挥GVL效应、优化预处理方案、预防性免疫调节、HSCT后维持治疗。中国研究人员将这些手段与序贯MRD指导的改良DLI相结合，开发出“整体治疗”，可显著改善难治性/复发性白血病患者的预后，即使是单倍体移植患者。

供者选择

来自中国的数据显示，与全相合HSCT相比，单倍体HSCT的生存率更高，免疫细胞在抗白血病方面的作用也更强。因此，根据CSH 造血干细胞移植学组的建议，可以考虑使用未经处理的单倍体供者，特别是子女供者，从而为复发风险高的患者选择供者建立一种适应性策略。此外，最近有研究表明，在单倍体相合HSCT中同时输注非亲缘脐带血可以提高白血病患者的生存率。

加强和调整预处理方案

中国近期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对于达到CR的白血病患者，全身照射(TBI)联合环磷酰胺(Cy)或白消安(Bu)联合氟达拉滨(Flu)的复发率与Bu联合Cy相似。对于进展期白血病患者，中国学者认为，强化的清髓性预处理(MAC)方案(如以地西他滨为基础的强化预处理)和中等强度预处理方案中加入新药(如在BuFlu中加入美法仑)都可以在不增加毒性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抗白血病效果。此外，地西他滨联合其他药物，如G-CSF、伊达比星、维奈克拉或N-acetyl-L-cysteine，已报道可有效减少HSCT后的复发和/或增强血小板恢复。

预防性给予改良的DLI

中国两项大型注册或前瞻性研究表明，对于难治性/复发性白血病患者，在移植后早期使用改良的预防性DLI(pro-DLI)可改善长期生存（与未接受pro-DLI相比）并确保生活质量(表4)。在检测到MRD后，早期计划pro-DLI比抢先DLI (pre-DLI)更可减少移植后复发，提高高危AL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尚未确定使用改良的预防性DLI的时间点。在北京大学的一项前瞻性研究中，改良的预防性DLI在MSD HSCT后30天进行，或单倍体HSCT后45~60天进行。中国各中心改良的预防性DLI方案几乎相同，均为CD3+细胞约3×107/kg，以及输注后STI持续6-8周。

新型细胞治疗

CAR-T细胞桥接HSCT（对于进展期ALL患者）和单倍体HSCT后早期输注NK细胞（对于髓系恶性肿瘤）均可改善HSCT后的预后。考虑到完美的短期反应以及疾病复发的高风险，CAR-T细胞可用作allo-HSCT的桥接或纳入预处理方案，而不是作为替代移植的方案。未来的注册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将有望为CAR-T细胞治疗受者的风险分层和作为allo-HSCT巩固的作用提供所需数据。

维持治疗

对于在CR1期接受allo-HSCT的Ph阳性ALL患者，伊马替尼预防具有与达沙替尼相似的长期结局。去甲基化药物单药或联合其他策略(包括G-CSF、维奈克拉或DLI)在高危白血病患者HSCT后维持治疗中也是希望的预防措施。最近的多中心随机研究显示，FLT3抑制剂可显著提高FLT3阳性AML患者的生存率。最近的多中心研究揭示了贝林妥欧单抗作为allo-HSCT后B-ALL维持治疗的有效性。此外西达本胺维持治疗对于高危T细胞白血病患者可行。

难治/复发白血病的整体治疗

整体治疗包括allo-HSCT、计划的预防性DLI、MRD和GVHD指导的多次pDLI (包括预防性和抢先DLI)及MRD监测。如果患者在HSCT后30天达到CR，并且在计划DLI时没有严重感染、器官衰竭或活动性GVHD的证据，则在HSCT后30-60天进行预防性DLI。随后，根据MRD结果和患者是否发生GVHD，给予多次DLI。对于难治性或复发性白血病患者，与既往报道的标准治疗相比，整体治疗不仅与更长的长期生存率相关，而且与令人满意的生活质量相关。因此，对于接受移植治疗的难治/复发白血病患者，"整体治疗"的建立代表着巨大的进步。

建议：进展期白血病的预防(图2)

A.供者选择：在没有全相合供者的情况下，应考虑单倍体相合供者，或者在经验丰富的中心优先考虑单倍体供者，特别是对于HSCT前 MRD阳性的白血病患者。

B.预处理方案的调整：预处理方案中可加入抗肿瘤活性较好和/或毒性较低的新药（单独或联合）。

C.免疫调节

    a.无活动性GVHD的患者可选择HSCT后预防性DLI，特别是对于无靶向药物的患者，。建议进行后续的MRD检测和GVHD指导的多次DLI。改良的预防性DLI的时机可根据供者来源和中心经验决定(见上文)。

    b.细胞因子和新型细胞免疫治疗：可利用细胞因子，如IFN-α和IL-2。NK细胞输注和CAR-T细胞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D.靶向药物方面，预防性使用TKI（Ph阳性ALL）或FLT3抑制剂（FLT3阳性AML）可促进骨髓和血小板恢复。

E.对于HSCT前难治性或复发性疾病患者，应实施“整体治疗”策略进行复发预防(图3)。

F.可推荐难治性或复发性疾病患者参加临床试验，以探索预防复发的新方法，如新型预处理方案和新型维持药物。

对于预防后复发或转为MRD阳性的患者，参阅allo-HSCT后复发治疗或抢先干预部分。

总结和展望

关于HSCT后复发管理已经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中国。以风险为导向的DLI和IFN-α为基础的"整体治疗"策略的建立，代表者我国学者在HSCT后复发管理方面的巨大进步。由于涉及移植的决策复杂，且涉及的生物学和免疫学机制基础需要阐明，因此大多数情况下缺乏随机对照试验。靶向分子药物和细胞治疗结合MRD监测将完善HSCT，并进一步改善HSCT后的预后。

总体而言，定期更新的中国共识涵盖了最新的前沿发展，并有助于激发HSCT后复发管理的进展。

参考文献

Y. Wang, Y.-J. Chang, J. Chen, M. Han, J. Hu, J. Hu, H. Huang, Y. Lai, D.Liu, Q. Liu, Y. Luo, E.-l. Jiang, M. Jiang, Y. Song, X.-W. Tang, D. Wu, L.-H. Xia, K. Xu, X. Zhang, X.H. Zhang, X. Huang, Consensus on the monitoring,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leukaemia relapse after allogeneic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2024 update, Cancer Letters, https:// doi.org/10.1016/j.canlet.2024.217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