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沈以然也是这样，在沈以辞家的客厅，从她的爱马仕包包里拿出厚厚一沓钱，甩在我面前，「这点钱够付你半年房租了，马上从我弟弟家里搬出去。」

「知道你们家有钱，不过我们家孩子不需要你们负责。」

我抱着干儿子从他们身边绕过，头也不回地离开。

下午日头很烈，等车时我掏出包里的小风扇给干儿子降温。

路上一辆出租车都没有，沈以辞的车缓缓开过来时，我装作没看见，抱着干儿子走得更远了些。

最终他的车子绝尘而去，阳光下带起阵阵热浪。

沈以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弟弟是医界圣手，天之骄子，而我，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是小镇做题家。

如果可以，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没想到凌晨干儿子突然发起高烧来，我慌忙地抱着他赶去医院。

值班的医生居然又是沈以辞，原来他做了儿科医生。

沈以辞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别担心，孩子可能受了些惊吓，打针退烧针就好了。」

干儿子许是烧的有些糊涂，埋在我怀里，哼哼着要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