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中的伦理蕴意

作为一部以“入门”为标识的“通识性”著作，乔纳森·沃尔夫所承担的任务是，他必须将“政治哲学”最为深邃的秘密呈现给普通读者。面对长达2500年之久的政治哲学的历史，他不仅需要剥离出学科的内核问题，也需要厘清围绕内核的历史争鸣，更要架设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在现实的映射下激活学科的活力。沃尔夫以伦理学的维度考量政治哲学思辨的有效性，将“幸福”作为学科的最终指归，挖掘出政治背后的人性深度，展示出政治哲学的人文情怀与伦理意蕴。

母题叙述中的历史逻辑

如何叙述政治哲学的历史，这是沃尔夫写作的首要难题。不同于四平八稳的教科书式的陈列，沃尔夫从政治哲学绵延的历史中提炼出多个“母题”，并在“母题”的叙述中显示出学科自身彼此咬合的历史逻辑，延伸出“政治哲学”中幽微的人性内核。

“政治”缘何得以成立？人为何需要“政治”？沃尔夫将叙述的源头追溯至人类的起点——“自然状态”，霍布斯、洛克、卢梭与无政府主义者们所尝试回答的问题是，“政治”的出现究竟是出于人性的自我管理还是他者规训的需要？这不仅是对“政治哲学”合法性的校验，更是对人的本质的探寻。“任何真正配得上自然状态之名的状态，至少长远地看，都不是人类能够在其中得以繁盛的状态”，人的本质中似乎先在性的包含政治的基因，基于此，“证成国家”似乎势在必行。“我们是否同意国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是否使社会成员总体上比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更幸福”，而国家本身是一种秩序的形式，秩序本身就包含着对“谁应当统治”的疑问，沃尔夫版《政治哲学》的第三章内容也由此引出。如果说，“统治”是对“秩序”的维护，那么，对“秩序”进行校验的标准便呼之欲出——“自由”“分配”和“正义”成为最具本质性参考系。

无论是“国家”的形成还是以“自由”“分配”与“正义”为参照的现实标准，都共同指向人类政治实践的最终指归——生存与幸福，前者是出于“生”的考量，后者是基于人的种族特性。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便挣扎在“谋生”与“乐生”之间，前者是自然界赋予的本能，后者则彰显出人的欲求与力量。如果说，“政治”是最具“人”性的谋生手段，对“乐生”的不懈追求则催化出历史中风云激变，甚至诡谲难测的政治实践。

政治哲学便是以政治之名展开的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与人性奥秘的探寻，沃尔夫在多重母题的叙述中所建构的，是政治实践与人性追求的纠缠与映射。与历代政治哲学家相同，沃尔夫也试图将人类“打回原形”，在“自然状态”中探索“政治”的起源，或者说，他们都试图解答，为什么人类会衍生出名之为“政治”的形式。但是，沃尔夫与历代政治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人类并没有停留在自然状态。如同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经典开篇，一只黑猩猩莫名其妙的习得工具的使用，它把手中的骨棒向空中一投，镜头直接切换到最具未来感的宇宙飞船的太空舱，太空舱中的人身着整洁舒适的服装，操着各自国家的语言。从骨棒到太空舱，从毛发到服饰，从吼叫到语言，库布里克几乎留白了整个人类历史。书籍似乎可以记录亚历山大东征与工业革命，科学也许可以解释电的发现与火的使用，宗教可以为统制者的权力获得寻得理由，但是，谁也无法解释，那只黑猩猩为什么可以习得工具。“政治”的生成奥秘也在这一故事之中，它之所以会将手中的骨棒扔向天空，是因为它在一场族群的争斗中获得了胜利，其胜利的理由便在于对工具使用的习得，这使它得到了取得食物的特权。“食物”是谋生的本能，对取得食物的庆祝是“乐生”的表现，而它因胜利而取得的特权便是“政治”的雏形。

对“自然状态”的假设只能停留在假设的阶段，如同无法解释第一只猩猩习得工具的秘密，“政治”似乎也是人类本能的表现。它隐匿在人类的“谋生”本能与“乐生”欲求之中，交织在人类的发展史中，成为人性的重要映射。因而，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便是人性本身的逻辑，政治的实验与争鸣反应出人性的复杂，而复杂的背后，则是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与探寻。

历史争鸣中的人性空间

如果说，政治是人性的先在基因，是人的种族特性，历史中纷繁的政治实验是人类乐生欲求的现实投射，那么，政治哲学的学科内涵便蕴含在政治与人性之间，探寻政治实践的理论可能。政治哲学以思的方式介入人的生存现场，在学科的争鸣与辩驳中探索现实生存的更高可能性，以理论的方式校正现实对人之生存的给予与馈赠，播散政治之上的多重迷雾，探访政治背后的人性空间。

在经验层面上，“自由”与“正义”是最具诱惑力的政治代码，它们以开放之名悬置边界，所造成的假象是，人们恳切的相信，“自由”与“正义”中有自己的位置。但是，规划边界的权力所属却始终没有言明。换言之，究竟是谁拥有“自由”与“正义”？我们是否在“自由”与“正义”的场域之中？“自由”与“正义”是否真如我们的想象？更进一步说，当我们确切拥有“自由”与“正义”时，是否存在被“自由”与“正义”拒之门外的“他们”呢？可以猜测的是，“自由”与“正义”也是权力的形式，甚至是其工具。如果政治哲学不能对之进行清醒的认知与认真的校验，政治哲学只能成为权力的合谋而无法取得并释放学科本身的效能。

沃尔夫在本书中展示出政治哲学家应有的正义感。他以学理的方式对“政治的应许”——“自由”“民主”“正义”之类——进行严苛的校正，这不仅是出于学术自身的概念甄别，而是对现实遮蔽的彰明，是将政治哲学的思考落实在最为实际的人的生存境遇之中，以此校验政治哲学的思考有效性。在对“少数人”的关注中，沃尔夫厘清了诸多的“政治的应许”背后隐藏的“我们”与“他们”的分野，以及由此造成的压抑与漠视，他以正义的方式激活了政治哲学的学科活力，为其注入伦理层面的人性蕴藉。

在本书中，沃尔夫提出政治哲学的“少数人的原则”，“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政治代码虽然为众多有识之士所追求与青睐，但是，当它们转化为国家机器时，也会形成与权力的合谋，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沃尔夫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来保护少数派”，提出政治哲学应有的“少数人原则”，在书的第六章“每个人的正义？每个地方的正义？”中，沃尔夫以“少数人原则”为参照，发现了“正义的‘疏漏’”，“对于女性、少数种族或少数民族、LGBTQ群体，对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或者生活在未来并把自己社会的许多惯常做法视作理所当然的人，正义要为他们要求些什么”？一方面，“不平等一直存在”，女性解放运动、少数群体的权益、少数种族的归属等等问题，一直存在，维权与压抑相互生长；同时，沃尔夫也举出了诸如保护女性利益的“扶持行动”，虽然活动的收效并未令局面焕然一新，但是，“扶持行动提供了一些模范，它打开了新一代人的眼界，让他们看到哪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

“自由”“正义”“民主”“平等”等等概念所提供的，是想象的共同体，让我们相信其实现的可能性，并为之不断尝试。其“共同”之处隐含了对“他们”的悦纳以及对“少数人”的欢迎，政治哲学的意义在于寻求“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隔”是否真正存在？这种“分隔”是自然属性还是人为建构？探测可以将之弥合的可能性。政治哲学并不寻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是以争鸣的方式寻求人之生存的更高可能性，“少数人原则”是为了提醒对“他们”的关注，以及对“我们”的身份的警惕。权力与正义之间弥漫着人性的迷雾，政治哲学的历史争鸣正是挥散迷雾的尝试，为人之幸福正名。

在沃尔夫的写作中，“政治”并非权力术的代称，而是人类幸福追求的实践形式， “人”是政治的出发点，亦是沃尔夫校验“政治哲学”学科有效性的标准。“人”的维度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伦理学层面的人性关怀，更重要的是，“人”的参照将政治哲学开启为对普通人的邀约，现实化为与人之生存休戚相关的实践范畴，提醒出人之幸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