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其1973年的开创性作品《影响的焦虑》震动了美国批评界。同时，这位学者对文学经典的没落深感忧虑痛心，这也让他走入大众视野，在现代浪潮中举起了西方文明经典标准的大旗。美国时间10月14日，布鲁姆逝世，享年89岁。

原文 ：《“弑父”与“溺婴”》

作者 |广西民族大学 龙靖遥

“西方正典”

钱钟书先生曾把文学批评戏称为“吃死人饭”，大约是因为我们批评的对象和批评工具的发明者几乎都作了古。这是古典学者的做派。时至今日，文学批评者纷纷吃上了“活人饭”，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带着“先锋”（avant-garde）的光环，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懂文学的不懂文学的全都赤膊上阵，各取所需，各抒己见（或他见），拿走无数的学位和职称。然而座中却恼了一个人，他力排众议，立了个文坛封神榜，像堂吉诃德一般，披着纸糊的铠甲，跨着羸弱的牝马，横着生锈的长矛，喝令众人停下手头的营生，对榜上诸位神祇顶礼膜拜。

这个逆势而行的家伙叫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赫赫有名的“耶鲁四君子”之一，他立的那个封神榜叫《西方正典》。

人大抵上对现实都是不满的，美好的时光要么在过去，要么在未来。从前的人认为好日子在过去，比如孔子看到礼崩乐坏，便不断缅怀周公吐哺那淳朴的年代。华兹华斯对工业文明不满，渴望回到田园牧歌的中世纪。社会进化论思想出现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逆转。在许多人看来，新的便是进化的，因而是进步的，从而是先进的，进而是好的。在这种语境下，新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因其“新”而披着“进步”和“先进”的外衣，许多人不明就里，被“先进”的名声所吸引，遂趋之若鹜，竞相追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罗德提起了他的如椽大笔，写下《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和《西方正典》等名作，对芸芸众生当头棒喝。

布鲁姆一辈子都在用经典与潮流作对。他抵制女权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他把这些文学理论称为“怨恨派”（school of resentment）。怨恨派过于强调文学的实用功能，或曰社会批判功能。对于怨恨派而言，“一首诗不能当成诗来读，因为它首先是一部社会档案”。布鲁姆是反对文学伦理化的。在他看来，“阅读最好的作家的作品，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托尔斯泰等，并不会使得我们成为更好的公民”。他对王尔德极为推崇。他指出，“高贵的王尔德说，艺术是完全没用的。所有写坏了的诗都是真诚的”。艺术没用，因为它的标准不是实用，而是美；写坏的诗虽真诚，真诚却属于伦理范畴，以道德入诗会毁掉诗。布鲁姆说，如果可能，他会把王尔德这番话刻在每所大学的门口，让每个学子都能看到。

布鲁姆以美来评判作品，以才能来评定作家，而作家才能的体现是独创性（originality）。莎士比亚在《西方正典》里位居榜首，因为其独创性不可复制。他引用爱默生的话来佐证莎士比亚的伟大：“好的读者可以进入柏拉图的脑中，像他一样思考。但是他进不了莎士比亚的脑海，我们只能待在门外。就行动力、就创造力而言，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经典作家以其无以伦比的独创性缔造了一个文学传统，塑造了我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造就我们的这些作家都是克里斯马（charisma）一般的人物，他们是我们膜拜的对象，不是诋毁和超越的目标。怨恨派恰好相反，经典作家的独创性让他们感到芒刺在背，“独创性是他们无法容忍的丑闻”，独创性成了丑闻，这是一种妖魔化。

文学史上的“弑父”行为

后世作家妖魔化前辈作家，文学史上屡见不鲜，非独怨恨派所有。布鲁姆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文学史上的“弑父现象”，动机是“影响的焦虑”，概念的背后是弗洛伊德和尼采。

布鲁姆是否真的认同弗洛伊德的学说和尼采的理论仍有待考证，不过在技术层面上他无疑是娴熟的。他曾用精神分析法剖析济慈的《伊莎贝拉》、丁尼生的《玛丽安娜》和斯宾塞的《仙后》，得出的结论惊世骇俗：这是三位 “最货真价实的情色诗人”（“the three most erotic poets in the language”）。尼采他也不陌生。他曾告诫怨恨派，“你们的社会目的可能会让人肃然起敬，但只有力量才能融入到力量之中，尼采一直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

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男子在成长期将父亲视作争夺母爱的对手，这个对手的存在让他产生了焦虑感，于是就有杀父娶母的倾向，这倾向被称作“俄狄浦斯情结”。但弑父是不道德的，为了使弑父正当化，父亲必须是恶魔。此外，根据尼采的理论，人都是意志的动物，权力意志和破坏意志尤其难以摆脱。权力意志让男子想出人头地，父亲是他必须要翻越的大山，破坏意志使得他必欲除之而后快，弑父情结因而产生。

体现在文学史上，父亲是前辈作家，后辈作家是成长期的男子，前辈作家的力量让后辈作家焦虑而压抑，他们不甘沉沦，他们要推翻前辈作家，并为此寻找正当的理由。误读（misreading）就成了他们的策略。他们尽其所能，把前辈作家描述为一个蒙昧而落后的群体，把自己装扮为先进和开明的角色。前辈作家既已作古，没有机会与他们对话，只能任由他们信口雌黄。但是，在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的社会共识下，他们振臂一呼，从者如云，于是一股股文学浪潮涌现了，此起彼伏，生生不息。

以自由诗为例。据基尔比-史密斯（H. T. Kirby-Smith）所言，就格律诗而言,丁尼生和勃朗宁已臻完善（“thoroughly exhausted the possibilities”）,后辈诗人“只能尝试某种类型的自由诗”（“…the only thing left…was to try some sort of free verse”），后辈诗人却偏要说格律诗陈腐僵化，自由诗是唯一先进的体裁。抑格律诗而扬自由诗的，有惠特曼、庞德、奥登和劳伦斯。时至今日，自由诗一统天下，自由诗披着民主自由的光环，格律诗沦为哂笑的对象。曾几何时，丁尼生被冠以各种封号，顽固、说教、啰嗦，不一而足。作为在位最长的桂冠诗人，他代表着一个时代。就20世纪的英美诗坛而言，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一个令人焦虑的根源，他必须被打倒，一如王朔说的那样，鲁迅“这块老石头”必须搬掉。

文学史上也不乏“溺婴”现象

其实，文学史上不仅有“弑父”现象，“溺婴”也不少见。成名作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常常会压制新兴的作家。丁尼生初现峥嵘时曾把自己的诗集送给柯勒律治，柯勒律治当时功成名就，他翻了翻诗集，随手一扔，说，丁尼生不懂诗歌格律，而后人评论丁尼生时，称赞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格律，说他的诗歌节奏整齐，音调协调，在格律的精妙上，英国诗歌史上罕有其人能出其右。此外，当时有个叫诺斯（Christopher North）的批评家挖苦说，与其说丁尼生是只凤凰，不如说他是只鹤。同时，一位名叫克罗格（John Wilson Crock）的批评家甚至宣称，他要像骂死济慈那样，“把丁尼生变成另一个济慈”。文坛上这种“溺婴”现象比比皆是。爱伦·坡、惠特曼、劳伦斯等人出道时都遭到排挤，而且终身不得志，而成名作家打压他们时都带着浩然正气。

布鲁姆所说的弑父现象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延伸。这个概念来自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弗洛伊德用以概括男子在成长期出现的杀父娶母情结。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儿子把父亲当成对手，父亲又何尝不把儿子当成对手、在潜意识中必欲除之而后快呢。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生下来就被父亲克洛诺斯吞了，美男子帕里斯也是生下来就被父亲普利亚摩斯下令处死的，就连俄狄浦斯也是一生下来就被父亲下令杀死的。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包公生下来就被父亲当成妖孽，扔到山上。薛仁贵东征回家，路遇儿子薛丁山，一箭射杀了他。在资讯不通而相隔千万里的年代，中西两国有着相似的传说，这似乎只能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了。或许我们可以把文坛上的溺婴现象称为克洛诺斯情结，或者干脆叫“薛仁贵情结”？

弑父也罢，溺婴也罢，本质上都是作家们为维护自己的地位把父辈或子辈妖魔化，理由都很高尚，跟进步、正义、先进、合理却没太大关系。有西方艺术家说过：“艺术无所谓进步，它只是变化而已。”（“Art does not improve. It only changes.”）我们或许可以变换主语，把这句话改成“文学无所谓进步，它只是变化而已”。

斯人已逝，世间已无布鲁姆，他立的封神榜，还会有人守护么？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