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南大道与特区39年：冒险，雄心与失落

1981年，新任市长梁湘到任不久，就暂停了施工中的电子大厦项目。

电子大厦高达69.9米，共20层，是当时深圳唯一在建的高层建筑。在举目望去除了民房就是农田的村野中，它无疑是特区建设的定海神针，观望的外商们，在落马洲遥看着施工进度，揣测着改革的潜力和机遇。

但它施工的位置，给规划中的深南大道仅留下50米的宽度。对于踌躇满志的改革者们来说，它挡的不止是道路，更是开拓魄力和城市发展高度。一位老华侨在特区成立之初，就写信给市政府，“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完了”。

梁湘动过拆楼重建的念头，但考虑到后果，最终放弃。真正意义上的深南大道，在这样的遗憾中开建。

1984年底，50米宽的深南路一路延伸到上海宾馆，深圳被带出狭小的罗湖，一路向西长成了城市梦想的横贯线，瓦房和荒草地上，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华强北、车公庙、科技园、深大，一个个代表着时代记忆的符号沿着道路渐次生长。怀揣梦想的人流奔赴而来，寻求他们的大江大河、希望与荣光。

从国贸到华强北，再到粤海街道，沿着深南大道，你能看见深圳40年的产业升级之路，特区在冲破体制的冒险中，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历经前进、徘徊，又前进、再徘徊的螺旋行进。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981年3月18日，初春。梁湘从广州出发，在东莞县换渡两次船，又在沙土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抵达深圳。眼前的经济特区，只有东门的一条街道，长约200米，破旧狭窄，没有路灯。

迎接这位新市长的，是“苍蝇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80年代的深圳，与香港一水之隔，却是天壤之别，青壮年们以命相搏，也要偷渡到对岸讨条出路。

贫困，是困扰整个国家的难题。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

改革迫在眉睫，在特区这块试验田上，如何摸着石头过河？摆在梁湘面前的，是一道全新的命题。来之前，他不是没有犹豫过，最终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奔赴深圳。

前任吴南生将深圳定位于出口加工区。这远远满足不了梁湘，很快，他给出了深圳的新蓝图——现代化的综合性城市。

几年间，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他以政治前途冒险，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真正打开了特区改革的局面。

到1985年底，罗湖建起了数十栋高层建筑，组成了中国的第一代摩天大楼方阵，其中大部分工程，由2万多南下基建工程兵完成。

到1985年为止，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共有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多达4696宗，协议投资金额为33.5亿美元，占到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工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6061万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亿元。

改革的大幕，拉开的已不是一角：

1983年，39岁的任正非离开部队南下深圳，他所在的南油集团位于当时的粤海门村，也就是今天的粤海街道办，附近只有一条五米见宽，两边都是黄土的小道，名为深南路。

次年，一个叫马化腾的13岁少年，跟随父母由海南来到深圳。32年后，他用少见的炽热笔触，回忆起初到深圳的震撼：“看到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心立刻被深深地震动了，这是当年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听到的大胆想法，但又像夜幕中的一道闪电、春天里的一声惊雷，时不我待。”

35岁的章必功，也在1984年从北大文学系研究生毕业来到深大，“给我的感觉是热气腾腾、意气奋发的”。章必功选择深圳的理由很简单，可以一并解决他和妻子的工作、户口问题。凭借一串优厚的政策，深圳在全国招揽了大批的早期建设人才。

任何投入其中的人，都能感触熊熊燃烧的激情。1986年梁湘在离任讲话中，动情地吟诵起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句：“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90年代 一切都在破与立之间

1992年1月，总设计师来到深圳，站在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他俯瞰着这座新生的城市——道路纵横，楼宇入云。几天后他从蛇口去珠海，分别后又转过头来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

邓公南巡过后，超4000万人流入广东。内地的官员、机关职工、大学生、打工者、第一批股民，理想家和淘金者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座沿海城市。

这一年，深圳的出口贸易额位列全国第一，深交所宣布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百万淘金者们南下，车船票飞涨，25元船票涨到100元，30元汽车票卖到200元。

紧迫感之下，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向西开建，全长18.8公里，最宽160米。这样的宽度在国内尚属先例，在诟病、冷嘲热讽中，道路以可见的速度一天天生长，如同城市的脊椎，串起东门路、红岭路、上步路、华强路之后，再一路向西延展，串联起一座城市。

这一年，江西女孩胡晓梅，在每个周二、周四的晚上，骑着自行车，“幸福得像梦游一样”，从梧桐山脚下行至深南路的起点，再拐至解放路，走进那座破旧的小楼，以一句“在这样深的夜里”，给这座无根的城市，注入柔软的味道。

她大学毕业后，揣着450块钱和一张毕业证书来到深圳，通过自荐当上电台《夜空不寂寞》每周两天的代班主持人，其余的时间，她是梧桐山下一间不知名矿泉水厂的化验员。

胡晓梅的主持风格大胆又充满个性，如规劝年轻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常常令观念传统的主管官员头疼。远离故乡的人们，则从不同的人生参照中，寻求解决自身困境的钥匙。

每天晚上，大约有200万人收听她的电台节目，这个记录保持了15年，成为一代深圳人的精神寄托。今日大V们渴望的夜夜百万+，早就被她实现。

每天晚上，她的声音，回荡在深南路两侧的工棚和厂房，和日渐崛起的高楼里，再蔓延至二线关外，数不清的加工厂区内。打工女孩燕子，为了不错过胡晓梅的声音，在冲凉的时候，也要把收音机带进浴室，放置于狭窄的窗台上。

胡晓梅将她的成功，归因于这个城市的独特基因。背井离乡的孤独，最前卫和最传统的观念剧烈碰撞，紧张高效中充斥着迷茫空虚。在生存压力和情感需求的双重夹击下，人性的复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一座流动的城市是最有希望产生新秩序的地方，一切在破与立之间。”

规则和秩序在混沌中初建，破与立之间，城市与个体的命运都迎来了转圜的巨大机遇，胡晓梅在7年后，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金话筒获奖者。她的听众燕子，在电波陪伴的日子里，把攒下的工资交了学费，几年后在深圳成为一名同声传译。

1993年，深圳大学计算机系的马化腾和会计系的孟晚舟也毕业了，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最终会印证新华字典上的那一句经典——“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掘金华强北，离开华强北

华强北的黄金时代，终结于2008年。

即便荣光不再，提起华强北，吴海军不吝赞美：“如果民营企业是野生动物，华强北就是自然保护区。”

1988年3月28日，深南大道与华强路交汇处，赛格工业发展大厦的一层的小半区域被分隔开， 改为200多个柜台摊位，成立电子配套市场，开启了华强北的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地时代。

赛格电子器材配套市场

对于赛格创始人马福元来说，这个决定冒着极大风险：“配套市场是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对立的，是对着干的”。

市场需求又迫在眉睫，当时元器件以“统筹调配”为主，要采购必须通过电子工业部，很多企业为了电阻、电容一类的小东西，还需要奔赴北京上海。深圳电子业已经发展了10年，行业瞬息万变，蜗牛般的采购体制，无疑是扼住了电子业的咽喉。

因此，甫一成立，电子配套市场就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1998年底，当年成交额达400万元，到了1990年，赛格工业发展大厦8层楼全部被柜台占满。很快，华强路和深南大道两侧，电子商城开始四处开花。

1994年，研究生毕业的吴海军南下，在赛格租下A218柜台。他周围的柜台小老板，有农民、流水线工人，也有公司职员、大学生。

1995年春节前夕，嗅到电脑进入家庭后的硬盘需求，吴海军扫空了香港供应商的所有库存硬盘，市场比他预想的还要火爆，手中100多元的硬盘涨到400元，他也初尝华强北的创富甜蜜。

对于那个时代的掘金者们来说，华强北无疑是糖与蜜之地——巅峰期每天50万人流来来往往，每年资金流量达3000亿元人民币，电子元件按斤出售，电脑、手机、视听产品，从整机到零件随处可寻。在这个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组装一部手机的200多个元器件，开车在方圆两小时路程内就能凑齐。

1米柜台背后创造了无数个造福传奇，在华强北商人谢嘉鹏的记忆里，他的财富以瞠目结舌的速度累积——“每天将四个店的现金用纸箱装好，再集中到一个大箱子里，用板车拉到门口的银行存钱。单日一笔交易都是过10万元。每晚消费一两万都很正常，曾经一晚上花了7万请朋友喝酒。”

2001年，吴海军离开华强北，搬到坂田与华为相邻，创立神舟电脑。同样，得益于华强北背后的强大供应链，神舟的第一代产品，售价只有竞品的20%。

从创富到创业，从交易到制造，从代工到自主品牌……在这份华丽转身的名单上，除了吴海军的神舟，还有同洲电子、洪恩软件、品胜、TP-LINK路由器等，你很难数得清楚，深圳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有多少人，第一桶金来自华强北。

掘金华强北，走出华强北。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华强北背后实质是深圳的一套市场化机制，自由进出，有模仿，也有消化吸收，逐步有创新，再在某些领域走到前沿。”经济学家樊纲如此评价。

任正非与马化腾的技术焦虑

离开华强北的人群中，还有马化腾。

腾讯的业务看起来和华强北关系不大，但从初创到上市，他们在此差不多呆了10年。2014年7月，腾讯搬离赛格，来到深南大道北侧的飞亚达大厦。

从世俗意义上讲，马化腾这一年称得上“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先是在港交所敲钟，其后告别单身，和妻子在威尼斯酒店举行了一场并不张扬的婚礼。

但他过得并不轻松，三大门户巨头和包括BAT在内的后起之秀，都在抢夺第二个互联网时代的船票，鲜有人认为腾讯将改变历史。酝酿几个月后，他似乎找到了通往新世界之路——“提供一切在线生活，希望产品和服务像水和电一样融入生活”。

果然，婚姻让一个男人学会成长，马化腾一下子成为中国几亿女孩的Soulmate——“记得住你的生日，清楚你的喜好，喜欢保存你的照片，还了解你的家人……”这个身份，也让他成为BAT崛起之际的最大赢家，2010年腾讯的中报中，半年利润比百度、阿里巴巴、新浪和搜狐4家加起来都要多。

2004年的任正非做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决定。因为押注CDMA而在国内一败涂地的华为，好不容易抓住海外市场这根稻草，冲出重围，但芯片却掌控在西方手中，他决定自主研发芯片，那是做山寨机赚钱最轻松的年代。

他找来海思掌门人何庭波，“给你2万人，每年4亿美金的研发经费，一定要站起来！”任正非说。何庭波吓坏了，当时整个华为只有3万人，研发不到10亿美元。

任正非在研发上的不计成本由来已久。1990年，靠倒卖交换机赚得第一桶金，任正非决定搞自主研发。1992年，他带着团队搬到深圳科技工业园深意大厦，彼时的粤海门村，刚刚升级为街道办，四周多为滩涂，涨潮或暴雨都能淹没一大片，坐车在灰土飞扬的深南路上，繁体字的“华为”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

就在这里，郑宝用和郭平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次年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任正非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尝到研发甜头的任正非，开始大手笔招揽人才。在最困难的时期，任正非靠借高利贷给科研人员发着高工资。

2009年，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的市场份额。几个月后，欧盟对华为的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印度禁止进口华为产品。

2010年12月，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此时苹果带着完整的供应链和成熟的技术进入中国，顺便给山寨机判了死刑，华为的自主高端来得恰如其分。

同一时间，张小龙在广州，手指夹着KENT牌香烟，开始了微信的第一代研发。到了2011年的年末，马化腾已笃定，他和新浪之间的微博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为手机而生的微信，替腾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抢下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入口。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甚至都没有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

从芯片到外壳的自主高端，华为走的一路艰辛。2012年，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推出，作为第一款自主芯片机，它散热乏力、频现卡顿，销量雪崩，差评如潮，任正非一怒之下，当着团队的面摔碎了手中的华为手机。

其后，搭载“华为芯”K3V2，华为陆续发布了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转型之作”P6，口碑一如既往扑街，只要在网上提起提起海思的K3V2，便是骂声一片。

2013年6月，华为发布4G芯片麒麟920，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2014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

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是国家15年里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7倍。

2018年，一位叫做Pony Ma的知乎用户，在网上提问“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这个问题得到了3300多个回答，11万关注。他的上一个提问在2012年，问的是下一个十年互联网升级的方向。

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腾讯的HR开始频繁出现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上。这让科学家们意外，过去这些人通常来自华为。腾讯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科技布局。其中，探索性的实验室矩阵涵盖了机器人、量子计算、5G、边缘计算和loTOT物联网。

你看，那个拿着高倍望眼镜观测哈雷彗星的少年，跨过互联网上的人山人海，又把目光转向了人类的星辰大海——基础科学。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发生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

腾讯升级了使命愿景——“用户为本 科技向善” ，张志东解释，所谓科技向善，除了帮助产业生态，未来科技应该帮助社会缓解痛苦。

同一天，华为20亿奖金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还有一则不怎么被人注意的消息——华为一位44岁女职工“被退休”。

一个华为离职员工对此的评论是“狼性有余，人性不足”。

城市的背面

从腾讯大厦出发，沿着深南大道往东步行不到3000米，就到了白石洲。在华侨城豪宅的环绕中，这里为租客提供着最低廉的生活成本，过去20多年，它迎来送往了超过300万深漂，有不少人在此居住了30多年。

作为深南大道上最后一个城中村王国，它在今年7月份启动了消亡的按钮，数万人渐次离开。

过去10年间，经常有人拷问深圳“城市的良心”——由于城市地下管网的历史欠账，路面坍塌、洪涝事故连年不断。

“城市的良心”这个说法源于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老人家原本的意思是，下水道是低收入者最后的庇护之所，所以也代表着一个城市最后的良心。我们的下水道太糟，城中村承担了庇护的责任，白石洲因此被叫作“城市的下水”。

一个城市有光面也有背面，深南大道无疑是最光鲜美丽的一面，临近大湾区一带，高楼为人们提供着绝佳视角——早上浸透了海水的红日从深圳湾缓缓升起，大朵大朵的云团在天上吞吐变幻，傍晚的霞光如十四行诗般瑰丽。

光面我们有很多的词语形容：创新、高效、规则、高科技……背面讲起来则是一言难尽，因为其太复杂难解。

激流40年的繁荣之下，我们看到不同层面的焦虑和不安——高昂的居住成本，教育、医疗、养老资源的短缺，漫长的通勤和高强度工作……

知乎上有个提问叫做“深圳最令你无法割舍的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上完大学去迁户口，到了才发现要预约，可是第二天我就要出国，跟工作人员沟通后，他们破例给我办了，但要求我留下机票复印件，用作存档”。

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一个城市的智慧和温度，也许是最令我们向往的东西。

参考资料：

《大道30: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李咏涛,2009年.

《梁湘：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南方报业网,2008年1月

《深圳“最牛街道”的硬核往事》,中国新闻周刊，2019.06.

《深圳：1979》,侠客岛,2019.08.

《特区30年：探索者的精神遗产》,瞭望东方周刊 ,2010.08

《深大的勃兴与南科大的沉寂》,南方都市报,2012.2

《腾讯传》,吴晓波,2016.

《腾讯科技升级1000天：团战、登月与烟囱革命》,腾讯谷雨，2019.11.

《说吧，寂寞》,胡晓梅,2000.

《深圳制造：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饭统戴老板,2019.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为了一个更好的，温暖的深圳，点个“在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