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正式开启，卫生健康领域备受关注，代表议案、建议和委员提案都关注哪些问题呢？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建议允许医生多点执业，

删除医师法中执业地点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

建议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将执业医师法中的“执业地点”删除，以此弥补基层医院技术薄弱的问题，改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何琳称，2014年相关法律法规虽放开了多点执业，但实践中仍存在约束，执行效果并不明显。如今优质的医疗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基层医院留不住医生，也招不来高学历的医学生。

因此，很多人生病时，害怕小医院医疗水平不高，都跑到大医院看病，出现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何琳称，放开多点执业，有以下好处：

1.对基层医院来说，可以更多地邀请专家前来诊疗，在现场教学中提高本院的医疗技术水平；

2.对老百姓来说，不再奔波到大医院就能挂到专家号，可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3.对医师来说，合理的流动能促使医务人员钻研业务，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并凭借医术获取合理报酬。

及时制止附属医院“圈地式”挂牌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

“近年来，高校和医院为提升各自在行业上的声誉，开始盲目地圈地挂牌——部分医院不按规定进行审批，违规自主加挂大学附属医院的牌子；部分高校盲目扩张管辖，以至于一所医院同时成为多家高校附属医院现象普遍，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多达50多家。”葛均波在提案中呼吁，及时制止急功近利跑马圈地式地挂牌附属医院。

挂牌附属医院存在诸多问题：医院对“附属”没有正确认知，高校对挂牌附属医院分工不明确；对附属医院资格的审查过于宽松，高校没有针对各个附属医院的特长和优势进行资源分配和分工，难以促进各个附属医院的良性发展；高校挂牌附属医院只重圈地、唯数量论，如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多达50多家。对于医学高校来说，盲目扩张挂牌，会导致品牌资源过度稀释，含金量打折扣；高校对医院挂牌成为附属医院后的质控和管理不力。

葛均波委员建议，挂牌医院职责需明确、挂牌医院资格把关要严格，明确医院与高校间是被领导关系还是合作关系。高校应对附属医院做出明确的工作认定和区分。建议控制挂牌医院数量，坚决消除唯数量论思想。原则上一所医院只能被认定为一所医学本科高等院校的附属医院；可结合临床教学资源现状，合理确定与医学本科高等院校合作创建教学医院、实习医院的数量。建议附属医院挂牌之后，高校要严格根据要求对附属医院进行质量控制，保证医院的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保障医学生有充足的临床教学资源。以3或5年为一周期进行再审核。凡再审核不合格的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经复审仍不合格者，取消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基地资格。

警惕“药品回扣”向线上转移，

在互联网诊疗中同步推行“医药分开”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卫生健康委主任马秀珍

随着互联网诊疗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线上复诊、送药到家正在成为新趋势。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卫生健康委主任马秀珍表示，对于一些非公立性的互联网医院来说，药品销售是其重要利润来源，自身的用药监管动力不足，甚至可能鼓励医生多开药，或者与制药企业合谋推动过度用药、拉升网上药品销量。因此，她建议，在互联网诊疗领域推行“医药分开”。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互联网诊疗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也成为医药卫生领域新的业务增长点。尤其是在互联网诊疗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后，业内外资本都投来青睐的目光。然而，马秀珍担忧，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互联网诊疗可能重陷“药品回扣”的泥潭。

马秀珍指出，目前，线上处方审核等平台缺乏针对过度用药的监管；制药企业把互联网平台药品销量纳入业绩考核范围，授意医药代表通过线下“学术拜访”的方式，增加线上药品销售量，其中不乏药品回扣现象；部分互联网医院将医生的服务收入与药品销售挂钩，企图“洗白”药品回扣；制药企业纷纷申请开办互联网医院，有的试图掌控诊疗过程，提升本企业药品销量；资本市场对诊疗服务和药品销售相结合的所谓“互联网医院闭环模式”，给予很高的估值，推动更多企业“入场”，形成资本推动下的群体风险。

马秀珍所指简单来说就是，制药企业通过申办互联网医院，打通药品生产和销售双环节，以互联网医院为切入点，围绕自家产品展开相关诊疗或开展线下“学术拜访”，进而形成自家生产药品自家人卖的状况，扰乱市场秩序。

从长远发展看，处方药网络销售的大势基本已定，但无论从患者用药安全，或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合规与监管都是其健康发展的条件。

马秀珍建议，要把公立医院改革中积累的“医药分开”经验，同步在线上推行，“医”和“药”分业经营：互联网医院的经营主体及其下属机构，不能从事药品销售业务；从事线上药品销售的经营主体及其下属机构，也不能开设互联网医院或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她还建议，同步在线上推行“处方外流”，即互联网医院开出的处方必须提供给患者，患者可以持处方到任何药店购买药品；互联网医院至少对接3家以上药房；互联网医院向患者推荐购药渠道时，必须推荐多家药房，由患者自主选择；线上线下药房都必须依法接收合格的线上电子处方。（工人日报客户端文章《全国政协委员马秀珍：在互联网诊疗中同步推行“医药分开”》）

建议开展“全民免费医疗”试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张其成提出，所谓“全民免费医疗”，并不意味着是完全免费，也不意味着完全由财政负担，而是一种保障水平更高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一般来说个人支付比重基本上不能超过20%。近年来，陕西神木、湖南桑植县、麻阳苗族自治县等地实行免费医疗，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巴德年、李玲、武鸿麟等专家建议我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张其成呼吁尽快实现全民免费医疗：

第一，通过整合医保基金与财政资金开展免费医疗试点。

第二，优先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中医类医疗机构开展免费医疗试点。

第三，免费医疗制度需要其他制度的联动和配套，以防止各种风险和弊端。

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

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

“医疗、医保是两个部门，但是对老百姓而言，看病就医本就是一件事。”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建议，切实强化医疗医保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

蔡秀军认为，推进区域统筹是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的重点之一。“医保统筹政策区域差异明显，就浙江省而言，省内医保统筹区就超过50个。”他建议，国家医保局推动医疗医保统筹区域的统一管理，制定统一政策和实施细则，以此推进省级医保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建设开展省级统一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实现医疗医保的联动协作。

浙江2019年在全国率先建立集服务、监管与一体的互联网医院平台，为入驻医疗机构提供“云诊室”“云医院”空间，同时进行监管。目前，已接入平台的机构有777家，2020年以来累计开展在线服务1644万余人次。

“目前，平台还不支持医保结算功能。”蔡秀军建议，医保部门应主动对接互联网医院平台，开通医保在线结算功能，引导更多的患者到线上就诊，缓解线下就医压力。

从这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看病就医要使用不同卡、下载不同APP，医院之间的检查结果不能达到及时的共享……这是很多患者就医时的困扰。对此，蔡秀军认为，部门间应贯通数据流来打通业务流，实现服务方式从“碎片化”向“一体化”转变。

为此，他建议，国家医保局因地制宜推动医保电子支付凭证与已有电子健康卡、健康码融合。允许以省（自治区、市）为单位开展“多码融合”的探索实践，最大限度避免医院重复建设。医保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加强协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医疗机构数据采集通道避免多部门对医院的多头数据采集；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整合药品目录、处方流转平台等相似业务系统，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医院全面推行强制安检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

从既往案例中可以发现，暴力伤医的犯罪分子往往有较深的主观恶性，有预谋，并持有准备好的器械。建立安检制度，在医院入口或重点区域入口进行检查，可有效拦截被禁止、被限制携带的危险物品。我国机场、铁路、车站等公共场所已全面实现强制安检，同样作为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在医院开展强制安检在先例上、法理上都有据可依。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科首席专家凌锋呼吁：建平安医院，实行安检和问责制。

凌锋教授强烈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尽快制定全国性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在全国医院内强制实行安检制度；将医院安保工作纳入医院领导考核内容，并建立院领导问责制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可制定关于医务工作者这类特殊工种的人身保险制度，设立专项保险采买保障资金，全面提升对医务工作者安全的保障力度。借鉴国家安监总局对于安全生产的先进管理经验，将医院安保工作纳入医院领导考核内容，并建立院领导问责制度。任何医院出现恶性伤医杀医事件，对院领导年度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对于在安保问题上严重失职渎职导致医务人员受伤的，要严厉追责。在国家层面，建设“平安医院”的工作应常抓不懈，成为常规工作，统筹协调推进相关建设工作。

促进社会力量举办临终关怀服务专业机构

台盟中央

建议构建临终关怀分级服务体系，增加服务资源供给。加大财政投入，在基层医院设置临终关怀科，建设临终关怀病区，配置专业医务人员及相关设施设备。加强医院社工和志愿者队伍专业化建设，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引导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临终关怀门诊及随访服务，探索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临终关怀服务相结合，使临终关怀服务深入社区、走进家庭。加快推进临终关怀服务纳入医保报销体系，构建分级诊疗机制建设，以医疗联合体为纽带，建立三甲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持续、有序的临终关怀服务。

加大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到临终关怀事业建设中来，充分发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各级机构的作用，吸纳慈善捐赠，比如个人捐款、企业赞助、福利彩票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