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密歇根大学药学院孙笃新教授发表了一篇讨论为什么90%药物在临床试验阶段失败。尽管靶点验证、高通量筛选、计算辅助药物设计、毒性预测、成药性优化、患者选择、临床试验设计等技术不断完善，但临床药物研发的成功率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处在10-15%左右。作者认为忽略药物组织分布和选择性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建议将structure‒tissue exposure/selectivity–activity relationship(STAR)作为一个化合物优化指标。孙教授作为行业专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和解决办法对新药发现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今天想从支付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新药发现的失败率一直维持在90%左右。

西方有一个Sturgeon定律说“ninety percent of everything is crap”，所以不止新药研发、很多领域最好的10%与其它打酱油产品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不仅进入临床的产品只有少数能成功上市、上市的产品也只有少数能真正为厂家赚钱，所以这个定律应用相当广泛。当然什么算crap每人观点不同，如果没有一个硬指标容易进入循环定义、比如定义底层90%是crap标准当然这个定律成立。当然新药审批总的来说还是有客观标准的、虽然也有药监部门的主观成分，所以新药成功率多年在10%附近徘徊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

决定人类行为的两个制衡因素是贪婪与恐惧，新药研发也不例外。一般来说风险越大回报越高，所以风险上限是主要因素。新药成功的回报和单个药物成本决定了厂家对失败率的容忍程度，根据MIT大学Andrew Lo教授的计算，如果单个新药开发成本为2亿美元、成功上市可以按每年20亿销售卖10年（上市时NPV为123亿美元），那么5%的成功率是可以接受的。按这个成本300亿美元可以支持150个新产品开发，按单药5%的成功率这150个项目至少有3个成功上市的几率大于98%，因此产生360亿美元回报。过去几十年虽然研发成本不断飙升、但药价也在同步上升，因此市场回报相对恒定、也决定了厂家对风险的耐受也稳定在10%左右的一个相对恒定值。

10%的成功率在不同环境下意味着不同类型项目，药厂会根据技术水平、支付环境做出适应性调整来维持这个成功率。虽然现在me-too是个遭受鄙视的字眼，但技术落后时代即使欧美大药厂也是me-too横行、以降低风险。James Black、Paul Janssen这样宗师级人物都发表过很多赞美me-too的言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搜一下。你要是穿越到80年代抱怨靶点验证数据不好别人会问你靶点在哪、如果穿越到70年代人家会问你靶点是什么东西。那时候项目是非常稀缺的，beta-阻断剂至少上市了20个结构类似药物、即使是较新靶点如他汀也上市了10个高度类似产品。21世纪初药监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药厂曾有几年大规模裁人和项目以满足支付部门要求、因此避免了成功率的大幅下滑。支付宽松、技术突破时期（如刚刚过去的7、8年）则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以探索更高风险靶点，因此成功率也没有大幅度提高。不同疾病领域的新药成功率其实也是不同的，在支付意愿较高疾病如AD、新药成功率远低于10%。

所以STAR虽然可能显著提高新药发现成功率，但其净结果可能是会让厂家去追逐更高回报、因此也更高风险靶点，多半会与文章提到的其它新技术一样提高整体水平、但不能改变只有10%产品在内卷中胜出的现实。We always pursue the best programs that money can buy。当然上面计算是根据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现在的参数。如果美国开始限制药价、或者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那么风险耐受度会发生变化。如果必须达到20%成功率才能生存那你或者练就更好本领、或者血拼更成熟项目，或者回家卖红薯彻底规避所有风险。

孙教授原文：Why 90% of clinical drug development fails and how to improve it? - Scienc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