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1日，“街区成长见证共和国发展”研讨会暨《打浦桥：上海一个街区的成长》新书发布会在打浦桥街道社区活动中心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黄浦区打浦桥街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音像资料馆等联合举办。

新书发布与纪录片播放相结合，既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也安排了居民的口述座谈，通过可读、可听、可视不同形式的表达，反映打浦桥的前世今生，梳理、解读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这个街区的发展历程，从“街区成长”这一独特的视角见证共和国的发展与壮大。

打浦桥，原名“带浦桥”，其谐音“打浦桥”。“因见于清同治《上海县志》而未见于清嘉庆《上海县志》，斯可断为嘉庆十八年（1813）至同治十年（1871）间修建。”所谓“带浦”，即靠近入海河流之意，在《松江府续志》之序篇首就有“松江枕海带浦”之语，所以“打浦桥”之名即点明了其桥所处位置，在娄泾（又名东芦浦）汇入肇嘉浜之处。

一百多年前的打浦桥，位于肇嘉浜两岸，河流纵横，古树葱郁，周边篱落村墟，民居错落，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一百年来，打浦桥从一座桥名，到一条路名，再作为一个街道名，背后凸显的是这一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从江南乡村原野演变为上海这座巨大都市中的一个重要街区。

民国时期的肇嘉浜

该书主编、上海史志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学强首先做了题为《打浦桥：上海一个街区“样本”的价值与意义》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研究团队为何选择打浦桥作为一个街区乃至城市变迁的“样本”，并从多个角度揭示这个“样本”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

马学强

首先，打浦桥在街区形成的路径上具有其独特性。打浦桥作为上海近代形成的一个街区，形成时间不长，不过百余年，但却是在特殊的背景与时局下催生的。其南片肇嘉浜沿岸，因近代企业的开设而发展，反映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带动下的城市化进程，这是在外力冲击下的自我变革。北片则是上海法租界，在它的形成与发展中，西方的力量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更多融合了西方城市的发展要素与经营理念。处于华（华界）、洋（法租界）之间，这决定了打浦桥在近代街区形成中有着独特的路径。

其次，打浦桥作为一个历史街区，从形态到格局，从功能到结构，其演化脉络清晰，呈现出多样性、完整性的特点。打浦桥街区，从乡村原野到近代街区，从形态到结构，经历了多次演变，其样态完整，具有典型意义。处于华、洋之间，打浦桥境内的道路系统、街区规划、市政管理以及内部构造、社区形成，都可作为某一方面的案例与类型来分析。兼具城市化、工业化所有的特质，但其结构和功能又具有多样性，突破了传统中国城镇的模式，并滋生出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街区形态，演绎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第三，打浦桥作为近代形成的街区，其样本价值还体现在当代所发生的变迁，尤其是在城市更新中所赋予的意义，极具现代性。随着租界收回，华洋界限逐渐模糊，肇嘉浜两岸街区也在融合。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打浦桥地区在行政上成为一个区所辖的“街道”，在市政建设方面则伴随着肇嘉浜、日晖港等从河流到道路的演变，整个街区格局也发生了重大调整。

马学强特别强调，打浦桥地区的市政建设及旧城改造，其重要性与杰出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北京的“龙须沟”相对应，上海的“肇嘉浜”也颇具象征意义，这是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改造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1954年，上海市政府开始改造肇嘉浜，工程规模相当巨大，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市的重点建设之一。其中，打浦桥作为重要的节点、区域东段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56年12月，新的肇嘉浜路，东起斜徐路，经打浦桥、日晖东路、大木桥、枫林桥等十几个路口，一直向西延伸到徐家汇，与漕溪北路、华山路、衡山路衔接，全长三千米，宽六十米。经过绿化施工，肇嘉浜路两旁绿树成荫，郁郁葱葱。197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城建交流会上，中国代表介绍了改造肇嘉浜的施工过程。当各国代表看到肇嘉浜今昔对比的照片时，都表示大为惊讶。

改造过后的肇嘉浜

马学强随后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后打浦桥一带的变迁。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污染严重的工厂陆续外迁，为这一区域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腾出了不少空间。1992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对严重污染的日晖港进行治理，颇有成效。1992年初，在打浦桥斜徐路第三居委会所辖地块（简称“斜三基地”），成功进行一期地块毛地批租，这也开创了上海在市中心实行以毛地批租形式成片改造旧城区的先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又是一次机遇，打浦桥通过功能提升、形态开发和结构优化多种途径，重点发展商业商务、休闲服务、现代居住，把本区域打造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内一个交通便捷、配套完善的宜居宜业的现代都市商住区。

今日的打浦桥

上海是一个“万花筒”，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清。马学强希望自己的研究团队能以上海不同类型的街区作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触角伸及一个个具体街区的“细部”，注重考察街区的形成路径、演变肌理，揭示背后深层的经济结构、人群活动、社会生活、民情风俗。共和国成立70年来，打浦桥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旧区改造的典范，也是街区转型的样本。打浦桥街区的成长，也真实而生动地见证了共和国的发展、壮大。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秀莉研究员做了题为《会馆公所折射街区城市化进程》的报告。张秀莉对上海老城内的浙绍公所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上海的崛起在于它拥有作为贸易中转的地理优势，而以贸易而兴的这一特点导致各地客商因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云集。客居异地的商人，面对林立的行帮竞争以及各种强权力量的压迫，首先希望得到同乡的帮助，建立起一种联结乡谊、维护自身利益的同乡团体。浙绍公所就是上海成立较早的同乡团体之一，而且其历史从未中断，又是上海影响比较大的同乡团体，其会址经过多次迁移，与上海城市化进展、租界扩展密切相关，因此这一个案对于考察同乡团体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变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史与城市史研究所的刘杰副教授则结合自身的专业，谈了对《打浦桥：上海一个街区的成长》一书的读后感。

刘杰从明中后期嘉靖倭祸，上海筑城谈起，“贼（倭寇）自海入江，乘潮而来，乘潮而去，劫掠城市如取囊中，皆由无城可依之故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开始筑城，城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对这一带的河流也带来较大影响，部分河流因此阻隔，或由此改道，“因筑城而断塞，水无蓄泄，积聚秽浊，民多疫疠”。

筑城之后，肇家浜逐渐成为上海县境内的主干河道，由东向西，横贯县城与府城，水运、灌溉、给养功能日益凸显。上海籍官员曹一士上在《开肇家浜议》中称肇家浜为“上海第一要河”。原因有三：其一、它是沟通上海县城与松江府城的水上要道；其二，肇家浜两旁支港甚多，开浚肇家浜在农田灌溉方面公私均利；其三，“城河尤居民血脉，所系可资灌汲，可免火灾，所关甚巨”。但因筑城之后，肇家浜“水关启闭不时，且夹阛阓，易淤”，也导致淤积问题日益突出。

清代肇嘉浜两岸，各种桥梁横跨其上，有五里桥、斜桥、打浦桥等，皆因处水路要道，人员交汇，逐渐形成市集和村落。刘杰还介绍道，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光绪年间由盛宣怀创办时，最初选址便是在打浦桥境内江南制造局附近的高昌庙，之后才迁往徐家汇。对于这一段掌故，很多人比较陌生。他说这算是自己作为交大人和打浦桥的一种缘分。

刘杰表示，《打浦桥：上海一个街区的成长》是一种新的城市史书写方式，与过去规划学领域里城市史和建筑史学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差别，马学强研究员及其研究通过丰富的史料——包括珍贵的历史地图、照片和档案材料使得此书内容非常饱满和立体。刘杰希望此书日后能将成为城市史学、建筑史学等领域要真正完整弄清楚上海城市发展脉络之重要读本，尤其是要透过一个城市的组织结构——街区来认识城市发展史的必读书目。